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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世界经济年鉴》1995年、1996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60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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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根据印度和中国1820～1952年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数据得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尽管在经济GNP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中国，但在发展潜力方面，印度领先于中国”的判断，但由于印度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工业领域私人资本的壮大发展，印度在相对摆脱了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后，其生产力又再一次步入新的具有浓重买办色彩的国家资本主义陷阱。生产关系再次束缚生产力，致使印度在独立之初就没有将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看好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使印度在与中国竞争中迅速落后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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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印裔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过公正的评价，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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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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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孙中山同盟会会员，曾在蒋介石国民党部队中长期服役并于1964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黄仁宇先生[100]在其著作中对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也有相同的评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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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阶级斗争”无信心，但仍不得不承认中共之土地改革在中国长期革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纵使计口授田之原则只能用作创始，不能持久，因此发动之群众运动即已使中国农村脱离传统由上至下指派之典型。农户欠债，土地小块经营，劳力无法输出，亦无处使用之陧杌亦一扫而空。中国自1949年至1979年30年间，由农业剩余存积之资本据估计值6000亿元（1979年价格），为邓小平主持经济改革之成本，至今中国仍为一个农产出超之国家。[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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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及黄仁宇都是对自己祖国有深厚感情、在政治上对共产党有偏见、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意见又比较客观的学者，因此，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评价在进行印、中比较研究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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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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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五 原小则鲜[102]：竭泽而渔的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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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着大量私有权而诞生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资本的有力控制和巨量的高额国际利润回流以补偿国内随发展而不断扩大的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那么私有权对这个新兴国家而言，就不会是动力，而是国家发展的包袱。英国、美国乃至日本都是沿着前一条路线发展起来的，而印度及拉美许多国家走的则是后一条发展路线。诚如毛泽东所言，这条路线“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103]在前类私有制国家中，私人资本在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国家带来了社会分化，而这又由海外经济政治的扩张带来的大规模利润回流而得到补偿。[104]在后类像印度这样的私有制国家中，私有资本刺激了国家经济的同时，却没有能力反哺由此产生的日益分化和萎缩的社会与民族市场。结果只有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从而牺牲民族市场的方式，与前类国家的资本结合并成为前类国家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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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中国则是沿着限制，乃至消灭私人资本并由国家控制经济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获得快速和独立自主发展的。在这类国家中，国家通过平均消费的方式，将国民财富不经任何产权分流而直接转为工业化初期急需的“原始积累”。与苏联解体的结果不同的是，中国是在保持着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前提下，既避免了拉美道路又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并获得经济持续发展的。[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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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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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美国家和苏联、中国这两类国家发展道路不同而与拉美一些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同，印度取得民族革命成功后却在民主革命问题上却步不前，除一些宣言式的民主设计外，在生产关系领域中又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主导国家经济的私人资本集团。一方面私人资本创造的生产力巨大扩张，另一方面日益萎缩的人民购买力使人民日益失去市场主体地位。在政府巨大财政开支的保护下人民生活守着最低的消费底线，主动的人民购买能力异化为被动的政府采购能力—这就是外国商人进入印度如不经过政府采购便会一无所获的真正原因。这与美国居民最终消费快于政府最终消费，日本、西欧等主要国家两种消费大体同步增降的模式完全不同。[106]1960～1980年，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80％下降为69％，而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则从7％增长为10％。[107]1971～1980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5.7％，而同期印度私人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为2.9％。[108]1990～2002年，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368％，而居民最终消费则增长了311％。[109]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贫困人口在持续增长的同时，印度消费支出也在增长的原因。政府用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包养了数量日益扩大的贫困人口。与私人企业不同，政府主管的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利润指标要求，更重要地是它还要承担社会公平指标的要求。而后一指标的实现则需要相当的隐形成本支出，这往往使国有企业在单一的利润指标前与私人企业比失去了竞争力。这不仅是印度，也是所有国家的国家企业在与只有硬性的效益责任而无硬性的社会公平责任的私人企业竞争中连连惨败的根本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鲁达尔•达特和K.P.M.桑达拉姆对国营经济的评价公平且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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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私营部门企业的这种财务状况同中央政府企业的相比，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私营部门企业只比公营企业好一点。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私营部门企业只有一个目标“最大利润”，而公营部门企业还必须满足许多目标并受到许多制约，就更是如此了。[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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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2年印度及西方主要国家居民最终消费与政府最终消费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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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当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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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英国数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3）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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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这两位经济学家的见解，对评价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也是有益的。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公平的责任，这本身就需要更大的隐形成本支出，因此仅仅用单一和绝对利润指标来比较国营和私营的经营效益，是不合理的。因为国有企业创造的不直接表现为利润效益的社会环境，即使从纯经济学角度来分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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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企的所谓“经营不善”，[111]也导致国企天然承担社会公平责任的能力丧失。在印度这样的私有权主导的社会中，这又迫使政府必须为社会公平承担起越来越大的—这与国企破产率为正比—财政支出并为此对货币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在满足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以调动其他社会资源。资金的不足又反过来迫使政府被迫实行规模越来越大的财政扩张政策。结果政府成了私人资本之外的日益旺盛的社会对货币需求的总代理和庞大的穷人群体的总“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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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财政支出分为经常账户支出和资本账户支出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国防、行政支出、有形资产的保养和维修支出、折旧费等纯消费性支出；资本账户下的支出有债务款、贷款的还本付息、更新改造等增值性支出。印度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显示的数据结构表明，印度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主要部分还是非资本性支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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