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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税收有三大来源即所得税、财产税及商品税。前两种属于直接税的主要税种，后一种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直接税涉及大资本家的利益，而商品税则涉及百姓生活。纳税的主要部分由本应是赢利最多且有支付能力的大资本家阶层暗转为支付能力日益萎缩的中小经营者和一般劳动者，其结果必然是财政缺口愈来愈大，持续增加内外债务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选择。[112]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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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及其占GDP比重（1950～2003）（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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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1年数据来源：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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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各年度数据来源：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http://indiabudget.nic.in/es97-98/chap21.pdf，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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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之初经济建设立足于国内，政府债务以内债为主，到2001～2002年度外债持续上升，与1980～1981年度比，外债总额增加了5.3倍，比1950～1951年度增加了2384.9倍。但这并不能解决印度政府的财政困境。更令人吃惊的是，在外债大规模增长的同时，内债则以更大的规模扩张。2003年印度政府内债是1980～1981年度的31倍，是1950～1951年度的742倍。以至在2002～2003年度政府债务总额竟占当年GDP的63.1％，在外债大幅增长的同时，其中内债仍占GDP的60.7％。这样的内债规模，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没有劳动者多数被迫大规模出让（减少）国民收入和政府不断向有产者让渡特权则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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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债务持续居高难下的后果又进一步导致财政赤字的持续扩大。政府采取赤字财政的主要目的在于能够获得用于实现五年计划的必要资源。当仅靠税收和国民借款不足以弥补赤字时，缺口部分就靠借债弥补。如债务仍不能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扩大财政赤字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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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财政赤字（1955～2003）（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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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955～1980年数据：《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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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3年数据：印度财政部网页：Economic Survey，http://indiabudget.nic.in/es96-97/TAB21A.HTM，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2.pdf，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3-04/chapt2004/chap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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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印度财政赤字基本上主导和推动着印度的财政预算，其规模越来越大。印度政府支出预算的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速，而且在GDP中的份额呈上升趋势。在1950～1951年度的以现行价格衡量的GDP中，全部支出仅占GDP的5.66％，到“七五”时，财政支出总额已占GDP的20.64％。[113]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到2003年间，一直在5～6个百分点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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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赤字财政并不是创造国民财富，而只是透支国民资源的手段。当赤字财政走得太远时，就要破坏支撑国家财政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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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导致通货膨胀，通胀引起价格上涨和货币购买力下降，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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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货币购买力变化趋势（195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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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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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使政府陷于两难：通胀结果又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要阻止价格上升，这又会反过来使投资赢利和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在因贫困人口巨大而使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从而投资机会日益减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导致政治的频频“地震”；政府频频更替又加剧了每届政府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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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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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比较，中国生产关系成功改造大大强化了政府控制和利用财政的能力。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中国财政收支大体保持盈余状态，财政赤字扩张只是在开放，尤其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其增长高居不下的势头。[114]与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快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情况相似，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政府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115]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由于印度国民财富不能反哺多数劳动者致使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长期存在的现实，包办穷人基本消费是印度政府至今抛不下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不仅如此，中国财政与印度财政有本质区别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关系中的私人产权关系的基本消失，中国的财政，即使在赤字扩张的情况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产领域即在印度财政项目中被称作的“资本支出”领域。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家财政并没有在生产资料交易领域作出过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政府的债务支出也在绝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比例。[116]从财政税收方面看，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增值税，而企业所得税在相当的时间内也是比较低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几乎为国家全额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门的基础建设。但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成为仅次于增值税的纳税大户，这可能是中国大幅进行国企改革的结果。[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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