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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货币购买力变化趋势（1950～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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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1950～198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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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使政府陷于两难：通胀结果又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如果要阻止价格上升，这又会反过来使投资赢利和投资热情同时降低。在因贫困人口巨大而使国内市场日益萎缩从而投资机会日益减少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财政赤字长期高居不下的后果，只能是导致政治的频频“地震”；政府频频更替又加剧了每届政府竭泽而渔的财政扩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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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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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印度比较，中国生产关系成功改造大大强化了政府控制和利用财政的能力。从1950年到1980年30年间，中国财政收支大体保持盈余状态，财政赤字扩张只是在开放，尤其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才出现其增长高居不下的势头。[114]与印度政府最终消费快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情况相似，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4.12倍，政府最终消费则增长了6.09倍。但从1981年到1998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增长了13.2倍，同期政府最终消费增长了12.5倍。[115]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计划经济时期包办居民基本消费的功能正在减少。由于印度国民财富不能反哺多数劳动者致使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数量长期存在的现实，包办穷人基本消费是印度政府至今抛不下的沉重的财政包袱。不仅如此，中国财政与印度财政有本质区别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关系中的私人产权关系的基本消失，中国的财政，即使在赤字扩张的情况下，支出的主要部分都集中流向生产领域即在印度财政项目中被称作的“资本支出”领域。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国家财政并没有在生产资料交易领域作出过多的支出，直到1980年前，政府的债务支出也在绝大多数年份被控制在相当低的比例。[116]从财政税收方面看，中国税收的主要来源是工商税、增值税，而企业所得税在相当的时间内也是比较低的。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企业利润几乎为国家全额所得并直接用于其他部门的基础建设。但从2001年开始，中国企业所得税大幅增长，成为仅次于增值税的纳税大户，这可能是中国大幅进行国企改革的结果。[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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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8、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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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所有这些差别的产生，都应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有制改造比较彻底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只有在彻底的生产关系改造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具有强大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而只有具有宏观调控能力的政府，有限的国家资源才有可能达到最有效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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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706586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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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六 外资外贸：印度国家利润外向逆循环的重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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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有人会问，毕竟印度每年GDP都在增长，难道这不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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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国民财富在增长的同时，为什么印度的贫穷却没有相应下降，印度发展了半个世纪为什么穷人队伍仍如此庞大。那么，我们不得不在半个世纪后再次追问1960年尼赫鲁曾经提问过的老问题：“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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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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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各项税收（198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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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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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研究了印度经济结构及相应的分配结构。我们看到除了农业、工业再生产必要的积累，及由政府包办穷人最低微的生存保障及包括国防在内的公共支出外，印度还有相当部分的年增利润通过不对称的对外贸易及其与资本中心国家形成的单向反哺即资本中心国绝对受益的交换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印度庞大的贫困人口长期存在而导致国内市场持续萎缩，这又迫使印度大资本寻求并依赖海外市场和国际资本，其结果在印度国家经济体上，外接了一个与资本中心国的利润逆循环即利润外哺型管道。而推动这个利润逆循环流程的主要是外资贸易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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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全球化进程将世界分为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两大部分。处于资本外围的国家，如果要想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如果不想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在彻底消除私有制后暂时退出世界资本体系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获得发展，那它就不得不面对现代化起始阶段资金和外汇短缺的致命困难。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简化产权结构，降低产品价格中的产权交易成本，在降低国内消费并扩大出口的同时，限制消费品的进口，由此稳定地增加外汇收入和相应的购买并消化国外技术产品的能力。但这只有在产权结构较为简单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中才能较容易实现。苏联、中国等国家就是沿着这条路在世界资本体系之外与资本中心国家进行交换的。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国家经济不易对国际资本产生绝对依赖并由此为国际资本所控制。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119]另一条道路就是，由于保留了庞大的私有产权并由此降低了社会革命的成本，与此相应的代价就是增大了发展成本。庞大的私有产权纠纷需要巨量的货币供应来化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对国际金融的依赖，国家经济由此也容易陷入债务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双重陷阱。如果国内民族市场狭小并持续萎缩，这时国家经济就必然从对国际资本的相对依赖转化为对国际资本绝对依赖及由此必然产生的以国际资本为主要获利方的利润逆循环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的发展成了不发展的原因。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并由此与西方资本形成了长期的利润逆循环关系。与英国、美国及苏联、中国等国家不同，印度在现代化起始阶段选择了低成本的革命及由此产生的高成本的发展道路，与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尼赫鲁的愿望相悖的是，印度竟也没能逃出拉美道路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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