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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看到，1997～2003年间，2002～2003年度印度IT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2.02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6.1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2.9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最慢，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1.8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0.82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印度IT产业的这种依附性的特点，在下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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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电子产品出口情况（亿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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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 PROMOTION COUNCIL（ESP）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报告，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2-03.pdf，http://www.elitexindia.com/annualreport2003-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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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在上面所有出口项目中，西方从印度进口需求最小的是战略性IT产品，需求量最大的则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产品。从1997～1998年度到1999～2000年度，印度战略IT产品出口竟只有1亿卢比，而从2000～2001年度至2002～2003年度，战略性IT产品竟没有数据。是没有统计，还是西方对印度不再有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我们不得而知。但这至少表明，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4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这可从与自主型的中国IT产业的比较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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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被称作IT大国，是由于中国IT产业没有像印度那样过度依赖海外市场。1990年到2002年印度千人中拥有计算机从0.3台增长到7.2台，同期中国从0.4台增长到27.2台。[128]没有国内硬件消费的支撑，软件消费就不可能有国内市场。2000年，笔者曾在印度尼赫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到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该校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IT产业缺乏国内市场支持。中国IT产业由于有相对强劲的国内市场支撑，中国的IT技术也有了相对好的培育开发条件。这最终导致印度与中国在国际高科技竞争中大幅拉开距离。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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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199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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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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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人才是IT产业的核心。从某种意义说，IT人才培育也是IT产业的一部分，这在印度是一个发展较好的部门。但由于印度民族市场吸收人才的产业潜力有限，这两大部门实际上也成了向海外资本提供人才“产品”的新部门。与印度经济快速发展与其外向利润逆循环流速同步的现象一致，印度教育与IT业较快发展与人才失业和流失海外的数量也同步增长。1978年印度科技人员失业人数从1978年的23.7万上升到29.07万。其占全印度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2.2％和14.9％。印度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失业人数1980年为29.07万，1985年年初为24.41万，分别占参加经济活动的高校毕业生总数的14.9％和9.9％。1978～1979年度印度大学生失业人数为69.55万。1982年升为142.65万，失业率为10.2％和15％。[129]印度虽然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才，但外流现象十分严重。20世纪70年代有78％的留学生在美国定居，80年代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航空机械和应用研究专业的毕业生80％到美国深造。截至1990年印度在国外谋生的科学家和熟练工人有41万，其中知名度高的科技人才有3000人。据估计，2000年外流科技人员约54万。[130]据《美国商业部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过去10年，每年H1B签证[131]的平均60％左右是颁发给信息工业技术的劳动力。美国信息学会统计报告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2年，几乎每年颁发的H1B签证的一半都被印度人领走。[132]印度软件业产值中63％都是来自美国的订单，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印度的软件出口到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0％以上出口到美国。印度有软件公司近3000多家，从业人员达40多万，在美国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工作的印度裔美国人多达30万人，硅谷40％的网络公司创始人是印度移民，在海外工作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多达10万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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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IT教育发展最快，报考IT专业的生源如潮，究其原因并不是印度国内对IT的需求很大，而是资本中心国家IT产业快速增长牵动了印度知识分子出国需求倾向。在印度知识界，学有所成的最荣耀的光环是出国定居，尤其是能在欧美国家定居。对一般百姓而言，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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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教育比作产业，与外贸赤字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样，造成印度外向教育培养的“人才赤字”即国家人才大量出国而返回较少的原因是国内人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与产品总要寻求市场一样，教育产品即国家人才不能为国内市场吸收，如果不考虑主观自觉因素，就必然会流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中心国家。国内人才市场的有效需求是由国内经济有效增长的程度拉动，而国内经济有效增长又由国内市场有效购买力的增长拉动。在印度，由于国内有效购买力的萎缩，必然导致印度经济领域的主要部门即工业、农业、科技、外贸，乃至教育等产业对国际市场，尤其是对资本中心国家的市场形成日益严重的依赖关系。这最终使印度国家从经济基础到意识形态—尽管印度政府力图避免—不可避免地向资本中心国倾斜。这种倾斜又使所谓的“印度民主制度”不仅没有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反而成为越来越多的政府不作为，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不作为的借口。[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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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代以来，我们梦想着一个自由、独立和统一的印度并为之而奋斗。建议允许某些地区分离出去，如果他们真想那样的话。在考虑这一事情的时候，我们任何人都会感到痛苦。然而，我深信，如果从更广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为之努力的统一的印度不是一个强制和强迫的、而是自由民族自由自愿的联盟。”“我们必须明白，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政治目的不能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转引自谌焕义著《英国工党与印巴分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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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对国大党之所以接受印度分治的原因解释更加干脆，1947年6月9日即在印度即将分裂的前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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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作为国家的代表，不能违背公众的意愿。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转引自谌焕义著《英国工党与印巴分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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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印度国大党如何以“民主”推卸国家分裂的责任，印度事实上是分裂了，印度至今没有一个政党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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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包括国家制度在内的国家综合力量潜力和效率的最集中的体现。印度近现代史凡三百余年，其中对外实施的对英国、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国家战争中，只有在对巴基斯坦作战中取得优势和胜利。究其原因在于近代史中印度的绝对分封的封建民主制度被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所打败，而现代史中印度的绝对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被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所打败。“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见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2页）中国人民对毛泽东中国的认同是中国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的直接结果。1959年，毛泽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朋友介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情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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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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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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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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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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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冲突中，中方参加和支援自卫反击战的是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和不希望达赖集团回来的翻身农奴。印方则是国家发饷的军人和雇佣兵，双方交手后印军迅速败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军队作战力量的差异，其实还应有制度力量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1962年中印之战是制度之战，继而论之，半个世纪的中印之争也是制度之争。从印度方面看，1962年，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导致政府在战争中“不作为”的根源。从10月战争开始到11月停火，在中方摧枯拉朽的攻势前后，印方一直处于议会激烈的争论、埋怨、推诿和相互指责之中。这种“民主扯皮”使尼赫鲁不能作出任何集中力量的措施。英迪拉•甘地是这种“不作为状态”的见证人，她上台后鉴于其父的失败教训，全力集中权力，赢得了1972年对巴基斯坦战争的胜利并在肢解巴的胜利中改变了印度的地缘态势。但她在推行的国内政策如计划生育、削减贫困计划等政策中又为印度“民主制度”中的“不作为”惰性所拖垮。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大部分精力用于国大党改组和党派间无效扯皮。1998年印度核试成功。这是印度政府自独立以来采取的最有“作为”且成功的政治举动，但据报道在核试之前，此事只有印度人民党三个核心人物知道。可见印度政治家对印度“民主制度”中的“不作为”惰性对印度国家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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