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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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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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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959年5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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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印冲突中，中方参加和支援自卫反击战的是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和不希望达赖集团回来的翻身农奴。印方则是国家发饷的军人和雇佣兵，双方交手后印军迅速败阵的原因显然不仅仅是军队作战力量的差异，其实还应有制度力量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1962年中印之战是制度之战，继而论之，半个世纪的中印之争也是制度之争。从印度方面看，1962年，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导致政府在战争中“不作为”的根源。从10月战争开始到11月停火，在中方摧枯拉朽的攻势前后，印方一直处于议会激烈的争论、埋怨、推诿和相互指责之中。这种“民主扯皮”使尼赫鲁不能作出任何集中力量的措施。英迪拉•甘地是这种“不作为状态”的见证人，她上台后鉴于其父的失败教训，全力集中权力，赢得了1972年对巴基斯坦战争的胜利并在肢解巴的胜利中改变了印度的地缘态势。但她在推行的国内政策如计划生育、削减贫困计划等政策中又为印度“民主制度”中的“不作为”惰性所拖垮。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大部分精力用于国大党改组和党派间无效扯皮。1998年印度核试成功。这是印度政府自独立以来采取的最有“作为”且成功的政治举动，但据报道在核试之前，此事只有印度人民党三个核心人物知道。可见印度政治家对印度“民主制度”中的“不作为”惰性对印度国家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深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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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八 分析方法、理论归纳与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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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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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国家经济萎缩性发展及其相应的贫困增长的原因，不在于国家GDP总量而在于决定国民财富分配的所有制结构。对此，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有过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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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末，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来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由此可见，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自身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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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各种政府的性质也不一样，它们的胃口也有大有小；而且这些不同还要基于另一条原则，即公共赋税距离它们的来源愈远，则负担就愈重。衡量这种担负，决不能只根据税收的数量，而是要根据税收转回到原纳税人的手里时所必须经历的路程。如果这一流转过程既简捷而又规定得好，那么，无论人民纳税是多少，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总会是富足的，财政状况总会是良好的。反之，无论人民所缴纳的有多么少；但是，如果连这一点点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里的话，那么由于不断的缴纳，人民不久就会枯竭；于是国家就永远不会富足，人民就永远都是贫困的。[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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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其各种著作中不仅表明了同样的观点，并为此提出一套分析贫困的方法。他在《贫困与饥荒》（Povertyand Famines—An Essay on Entitlement and Deprivation）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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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一个人自愿挨饿，我们可以说，饥饿现象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因此要说明饥饿现象，就必须深入研究所有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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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关系是权利关系（entitlement relation）之一。要理解饥饿，我们就必须首先理解权利体系，并把饥饿问题放在权利体系中加以分析。这一方法既可更一般地应用于贫困分析，也可更具体地应用于饥饿分析。[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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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使用食物供给方法，它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政策失败。权利方法则强调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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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作所使用的权利方法具有一般性，而且，我认为，在饥饿和贫困的分析中，这一方法也是不可回避的。如果说它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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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没有从生产产品供应总量而是从对生产产品的所有权结构构成的国民权利结构来剖析贫困产生的原因。他用大量的饥荒案例说明饥荒并非由粮食短缺而是由于需求与消费的分离。有需求的人没有消费的支付能力，而有支付能力消费的人则没有与其占有产品的等量消费需求。由私人占有权造成多数人消费权利的失败而非供给不足，是贫困产生的根本原因。阿马蒂亚•森用中国的例子对自己的结论作出反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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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在人均食物数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条件下消灭了饥饿。这是先消灭饥饿，尔后增加人均食物数量的一个典型。饥饿的消失反映了权利制度（entitilement system）的变迁，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以及—更为重要地—通过就业保障制度来保证人们能够挣到足以避免饥饿的工资。[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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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灭饥饿的前提是消灭了庞大的剥削阶级，阿马蒂亚•森没有明确地点出这个问题，但他认为中国的上述成就的根源应当从包括土改在内的毛泽东的成就去寻找。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Freedom）一书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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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高速经济进步得到更充分的分析，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非仅仅是经济开放—以及更大程度地依赖国内和国际贸易—导致了这些经济经历如此快速的经济转变。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的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在这里观察的，不是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而是社会改革的经济后果。市场经济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繁荣起来，就像印度最近认识到的那样，缺乏社会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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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毛泽东是有意识地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扩展建立基础的吗（他事实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假设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毛泽东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后的中国受益于改革前中国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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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对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的观点是他深入研究得出并至今不变的。这可以从2005年2月17日他在香港的一次讲演中对中国现行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提出的一些批评性看法中得到反证。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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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世界各国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特别是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提高了很多人的收入，使大量人口摆脱贫困，从而为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位经济学家也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做法并不都是好的，特别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他说：“在中国进行极具想象力、而且非常成功地增加了个人收入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在给人们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方面出现了一些放松，医疗保健突然之间成为个人的事情，中国从一个加拿大式的医疗保健系统转向类似美国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这并不一定是一个进步。”阿马蒂亚•森说，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教育和医疗服务上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他说：“事实是，作为一个贫穷国家，中国把基础教育以及基本的医疗服务扩大到一个难以想象的水平，在当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尽管赤脚医生等做法后来受到批评，但是医疗服务在全国的覆盖度是相当惊人的。”阿马蒂亚•森说：“我认为，医疗服务的削弱付出了代价。提供医疗服务正是全世界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学到的一些主要的经验。作为中国的崇拜者，我提出的是友好的批评。如果我把自己置于给中国提供建议这样一个不现实的位置，我想说的是，必须审视整个医疗保健的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个人必须自己购买疫苗的少数国家之一。”这位经济学家还指出，在中国90年代的改革中，除了医疗服务被削弱以外，贫困人口的减少也比80年代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急剧扩大。不过，他说，这些问题所得到的关注比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问题要多。[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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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马蒂亚•森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在其著作中已接近得出贫困是一个需要政治手段介入才能解决问题的结论。尽管阿马蒂亚•森不仅对中国革命乃至对革命本身，持有许多自由主义成见，[144]但他从所有权结构及其社会改造的后果追溯中国成就产生的原因的方法是正确的，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接近事实的。尽管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中回避了印度贫困及印度与中国深层比较问题，但从其分析国家贫困问题的方法中，也可读出印度在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中落伍的原因在于由两国不同的土地改革模式产生的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权利结构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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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价值与使用价值对立基础上的资本使人类的天然消费资本化。国民消费资本化的过程必然是国家资源透支性利用和国民生活贫困化的过程。当资本对国民消费形成绝对主导时，如没有海外利润的大量回流和补偿，国民生产主体即劳动者的贫困化也就达到极端并迫使资本再生产因国内市场狭小而转向海外，以便在更大的即国际的范围汲取高额利润。为了保持高额利润，处于资本中心的国家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手段使处于资本外围的国家发展及其成果成为反哺资本中心国家的要素。换言之，将资本外围国家的国民财富转移为资本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是资本全球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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