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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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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印度和中国在世界GNP总值分布中的地位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170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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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国和印度GNP及人均GNP的增长率（170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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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949年中国和印度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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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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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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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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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890～193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人口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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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948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处境进一步恶化。实行金圆券时，民族资产阶级先是被迫缴出金、银、外汇，接着又被迫按限价抛售物资，损失惨重。在物价不断狂涨的条件下，不仅货物脱手后再也买不回下一个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原材料，就连记账、核算都无法进行。于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几乎全部瘫痪，仅存的资金也被资本家抽了出去抢购物资，或进行金融投资。1949年，中国工业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与钢减少了80％以上，棉织品减少1/4以上，总的来说，平均减产将近一半。参见况浩林 编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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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937～1943年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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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919～1929年间中国农村两极分化加剧。下表是广东新会的各类农户的变化，该表反映出农村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表中9亩以下和160亩以上的农户增长了，而处于中间的10～39亩和40～159亩的农户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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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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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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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印度民族运动领导人M.K.甘地在回答英国记者费晓提问时，直截了当承认国大党的经费“实际上全部”来自印度的富翁。美国作家弗兰克尔在她的著作中披露了塔塔、比尔拉财团对国大党提供资金的情况。比尔拉财团首脑C.D.比尔拉同甘地、尼赫鲁和巴特尔等国大党领袖人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是路人皆知。独立前C.D.比尔拉在国大党同英国殖民当局的政治交易中，实际上充当掮客的角色。参见孙培均等著《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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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林承节著：《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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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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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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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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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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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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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地关系紧张是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前提。”温铁军著：《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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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文富德著：《印度经济发展、改革与前景》，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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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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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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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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