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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张双鼓等编著：《印度科技与教育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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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直击印度软件业：突破外包向价值链上游进发”，http://finance.tom.com/1001/1003/200393-208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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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笔者在2000年曾在印度做访问学者，曾在一小餐馆就餐，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出国和当国家公务员是印度多数大学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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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大凡在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印度政府以“民主”为借口推卸不作为责任的表现尤其突出。1947年，面临国家即将分裂的危局，尼赫鲁将责任推卸给“民主”。他慷慨激昂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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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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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0—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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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阿玛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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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同上书，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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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同上书，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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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阿玛蒂亚•森著：《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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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印]阿玛蒂亚•森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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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诺贝尔奖得主谈中国医疗保险问题”，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finance/2005/02/2005021900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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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福利经济学两大基本定理，第一基本定理假设：完全竞争下的任何一般均衡状态都是帕累托最优。第二基本定理说，给定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必定存在资源禀赋的初始配置，使得从这一初始配置出发所实现的一般均衡的资源配置，恰好就是给定的那个帕累托最优。第二定理认为无成本的转移资源，进行再分配，可以基于效率最大化处理资源配置问题。一般的历史经验是，资源的无成本，或低成本转移几乎没有例外是在政治革命的条件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一问题，阿玛蒂亚•森持有回避却又不能回避的矛盾心态，他在《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 Economics）一书中说：“‘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的实际应用还要求资源再分配在政治上的可行性，而这一资源再分配是实现社会最优状态所必须的。再者，即便必要的财富转移总量可以被计算出来，并且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但在像财产所有权的剧烈变革这类具有根本性的问题时，政治的可行性仍至关重要。为市场机制辩护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们常常祈求于‘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定理’，由于这一定理的应用意味着，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之前，必须首先进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转移，因此这一定理只有在作为某种‘革命手册’时才有可能具有实际用途。”参见[印]阿玛蒂亚•森著《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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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经济史》对亚洲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印度、中国和日本三国发展有客观的比较和分析：“直到19世纪末，在制造业生产规模上印度还远远领先于日本，这主要归因于印度棉麻工业的早期发展。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印日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大约1910年后日本就开始领先。从此以后日本的发展比印度快得多。大约1937年，日本制造工业指数为550，印度为240（两国均以1913年为基年），此时日本的工业产量是印度的近3倍。”“中日工业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地民族企业的发展，而中国直到1937年，大多数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或者是外商独资的，或者是外国企业参与的，包括一些广泛涉足金融、商业和工业的综合性企业，这对于中国现代工业的区位有深远的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西方对印度的经济冲击的后果与中国和日本相似，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是在一个目标明确的政府的领导下，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开始了经济生活的现代化进程，而且其工业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经济史》（第六卷）（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王春法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827、822、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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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王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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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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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转引自[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著《印度经济》（下），雷启准等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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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孟子•梁惠王上”，见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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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列宁：“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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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913～1995年印度与中国业绩增长比较（年均复合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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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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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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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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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参见“总理提穷人经济学称没农村现代化就没全国现代化”，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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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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