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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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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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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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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对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是有长远考虑的，这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第二个阶段，就是实行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方针，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参见“总理提穷人经济学称没农村现代化就没全国现代化”，http://cn.news.yahoo.com/050314/355/29w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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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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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据悉，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咨询和情报机构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 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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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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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而根据20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21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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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雾都孤儿》是狄更斯（1812～1870）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说的是一个不知来历的年轻孕妇昏倒在街上，人们把她送进了贫民收容院，第二天，她生下一个男孩后死去，这个孤儿被取名Oliver twist。十年后Oliver twist成了棺材店的学徒。他不堪虐待，逃到雾都伦敦。小小的孤儿在逆境中挣扎，幸而他由于本性善良而得到了善良的人们帮助，他一次次化险为夷，终于能和爱他的亲人团聚，他神秘的出身也真相大白，最终获得了爱情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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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第二章 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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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心区域的大国政治—兼论印度与中国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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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是在亚洲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从而也是对世界政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每当历史出现重大变动从而世界秩序发生重组的时候，印度和中国合作的话题都为对时代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家提了出来。十月革命后，列宁曾寄希望于印度、中国等呼应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2]1988年，也就在世界秩序将因苏联解体发生重组的前夕，邓小平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至于如何达到目标，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3]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对世界现存秩序再次产生重大冲击，历史再次将印度和中国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提了出来，这需要中印两国政治家“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来把握住这难得的历史契机。笔者试着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及印度在其中的特殊位势来分析印度发展面临的安全风险，以及印度、中国安全合作尤其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战略互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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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源是地缘政治及其制权理论演绎的逻辑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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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并不仅是与土地相关的学说，但却是从土地中诞生的学说。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活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二是地缘政治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天国星空中的学说。围绕生活资源，人类对地理的控制手段经过如下阶段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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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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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产最初是要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即吃饭问题，因此农业就成了人类生产最初的基础产业。这样土地，特别是农业耕地，就成了当时关乎人类生存的第一资源。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资源的占有量及使用这种资源的人力即农业人口总量是决定国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中世纪时国家土地总量决定人口总量，人口总量决定国家地租和赋税总量。应征参军是中世纪农民向国家交纳贡赋的形式之一，因此，地广意味着人多，人多意味着财源（贡赋）多和兵源多，兵多粮多则意味着王朝或国家强盛。这样便出现了以攻城略地为目的的制陆权学说。中世纪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几乎都是拥有强大制陆权的国家。中国是中世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也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其地缘政治学说中的陆权理论和实践也相应比较发达。“武经七书”[4]为中国古代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而制陆权则是其中的绝对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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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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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业革命出现以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获取财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以简单扩大再生产保障生存，现在则是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以保障生存，这时的生存已是发展意义上的生存。在工业革命出现后，发展成了决定国家兴衰的“硬道理”[5]。这时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而非货币成了主导人类生产的目标；于是无限利润而非有限的实物贡赋，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而非有限的农业耕地等，就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国家之间竞争的目标。拿破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以前对于财产只有一种说法，就是土地的占有；但是现在兴起了一种新型的财产，这就是工业。”[6]以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需要动力、科技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地租所获显然没有竞争力。结果是像英国小说作家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在《苔丝》（1891）中所描写的那样：农民总竞争不过工人，地主总竞争不过资本家，其原因是工业品技术含量高于农业品。这样便出现了人类经济活动重心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而暴力也成了这种转移的重要助推力。18和19世纪，英国的纺织品质量远不如印度，英国在征服印度的同时，也把印度的纺织业用暴力人为地摧毁。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印度就由一个富饶的东方大国迅速衰落。[7]1813年前，印度大体上是出口贸易国家，可到19世纪中叶，印度已经变成英国工业的主要国外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对印度输出总价值已达802.4万英镑，其中棉织品一项即有522万英镑，占英国对外出口总值的1/8，占棉纺织品对外输出的1/4。在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命脉的同时，印度也成为英国纺织业的命脉。[8]这说明世界性的财富转移或国家经济安全利益的维护，本质上不是靠贸易谈判而是靠暴力实现的，有些学人只告诉南方国家要靠勤劳致富，但历史的经验则是，致富更要靠政治，靠军事国防。19世纪印度和中国的财富向西方转移，都是从西方列强对这两个国家的军事胜利开始的。有趣的是，中国文字“钱”那双“戈”叠架的造型所表达的含意与这个判断正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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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资本的本性，正是资本才使世界被纳入一个体系，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9]。因此，资本全球化并不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而是随资本诞生而出现的。而贯穿其中的则是不变的暴力征服。在18和19世纪，资本主义的暴力表现为赤裸裸地对殖民地的掠夺，而到20世纪，即使在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西方仍是通过暴力（比较典型的是20世纪末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为资本在其全球化进程中的优势地位开辟道路，迫使“南方国家”为“北方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和市场。这时的世界矛盾仍是中心和外围的矛盾。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原先隐藏于商品内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继而劳动和资本、工人和资本家的国内矛盾这时已外移为世界性的南北矛盾。邓小平对此一语中的，他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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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国经济的发展，已走出国界并与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源相互依存为一体。国家经济竞争力更多地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拥有总量及其控制能力。而与世界联系的最方便的载体就是海洋，最简捷的途径就是海上通道。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谁拥有强大的海军并有效地控制海上通道，谁就在国际利益分割中居优势地位。因为与陆地相比，大海是各大陆板块之间最方便的通道，控制海洋就能够及时地让世界资源流向本国。这正如医生重视血液检验一样，医生可通过血液了解身体病因所在，也能通过血液以最短的时间将药效送到身体发病部位。英国和美国都是随其民族资本崛起而崛起的国家，它们的发展随海军向世界扩张并依靠海军控制了世界。所以在资本全球化时代，制海权强大的国家往往也就是财富大国，这与自然经济时代陆权大国就是财富大国的道理一样。1588年英国击败海上霸主西班牙，此后它也就成了世界财富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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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日益意识到制海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今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近一半，石油进口大部分都要通过海上运输。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我们不关心海洋是不可能。人的经济利益走向哪里，人的关心焦点就投向哪里。但利益并不是靠美丽的口头承诺而是靠枪杆子来保卫的。马克斯•韦伯说：“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11]伊拉克政府被美国颠覆后，原来伊拉克与一些国家签订的石油合同就作废了。既然是自由贸易，怎么能这样呢？但历史的事实是，贸易首先随炮舰而非随合同同行。任何一个贸易大国同时也都是海上力量大国。海军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量。航空母舰多用于威慑。有人说，在导弹时代航空母舰已失去了作用，那可不对。如果在世界的另一端出了大事，能用远程导弹来解决吗？当然不能，还得国家外交配之以航空母舰出面来化解问题。西方人历来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我们要重视这方面的经验，不能太书生气。制海权问题即世界问题。今天中国经济已深深地卷入世界市场，我们已不是昔日种地的农民。我们有多一半的石油来自中东地区，庞大的贸易要依托海外市场，因此我们必然对海洋、对中国之外的世界予以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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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上述问题，也是印度面临的问题，印度不仅对世界贸易，而且对中东的能源有着深深的依赖，更何况印度那位于世界海权心脏地带的地理位势和直插印度洋中心的地理版图，都迫使印度将海洋尤其是印度洋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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