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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尼克松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上述变化影响到美国决策系统的变化，这时，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就不再是白宫政治家集团，而是为国家提供巨大财政资源的聚集于华尔街的能源、军火和金融财团。华尔街的利益需求而非国家民族利益的需求便成了美国政策的出发点。由此产生的必然逻辑是：美国军火能源和金融财团存在的前提是不断扩大的战争，不断扩大战争的结果是持续增加对手，对手增加的结果是以几何级的速度消耗美国的国力并使美国以同比的速度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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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美国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权的目标折磨得病入膏肓，它那非扩张就不能存在的社会结构使美国在“麦金德悖论”面前，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由此便可以解释美国“二战”后出现政治家上台为华尔街利润奔走、下台后又为白宫失误而后悔不迭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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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是美国遏制战略从而冷战理论的开创人，当他看到美国被遏制战略拖垮后，在其晚年便对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的北约东扩政策持批评态度。在一次讲演中，凯南“以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身份告诫年轻的一代：“我们的国力还是有限的；为争取自由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我们要承认世界上有些问题我们是没有本领解决的，我们深深卷入其中既无益也于事无补；地球其他地区的难题只好在没有我们插手的情况下让人家自己去解决。”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尽量“谦虚一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要更现实地承认我们的局限性，在卷入远离我国海岸的复杂局面时要比最近几十年表现得克制一些。我请大家记住：各民族之间相处也像个人之间相处那样，身教重于言教。而今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全世界做出的榜样较之它能够做到也应当做到的相差太远了”[117]凯南这一思想显然不容于美国的决策层（实则不容于华尔街）。越到晚年，他的这一思想越清晰。1999年，凯南接受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四处充当教师爷的做法“不过脑子，虚荣，讨人嫌”，并表示，美国人要避免对别国指手画脚，特别是对中国和俄罗斯。[118]2005年，也就在凯南去世当年的9月24日，奥尔布赖特在艾奥瓦州出席一个研讨会时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抨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仅没有赢得朋友，伊拉克战争毒化了美国与中东地区和穆斯林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现在没有好的选择，坏日子也许还在前头”[119]。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评[120]。2011年2月25日，曾积极支持美军参与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离任前夕在美国西点军校演讲时警告说：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建议总统向亚洲、中东或非洲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借用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MacArthur）的委婉说法，‘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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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造成美国政治家上任后脑子不正常的并非他们的智力，而是他们必须服务的那个由“军工—能源—金融”三位一体集合而成的华尔街财团及由这个财团绑架了的美国政府。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国家缺乏实体生产，美国政府只有屈服于可以为它提供大量海外利润的财团，并不得不为华尔街的利益采取世界扩张政策并受“麦金德悖论”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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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于中国视角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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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了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它还不是以既得利益为要务，而是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时候。在这一点上，美国人胜过英国人。”[122]光阴荏苒，历史的天空已是斗换星移。今天的美国已从“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异化为“以既得利益为要务”的国家，其曾经有过的“工业高峰”已异化为“军火工业”的高峰。与此相应，今天的中国已走上“以争取利益为要务”的舞台，在这一点上，今天正处在“生产高峰”并即将由此进入“历史高峰”的中国已胜过了美国。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许不久就会成为只存在于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今天对中国最为重要的是善于总结它们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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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123]英美国家兴衰经验总结起来，大体说来，有以下三点值得中国注意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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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守成可以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则会迫使国力透支，透支反过来又会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的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直到衰落。1972年尼克松收缩战线，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24]毛泽东意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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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霸权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死地。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结果时间是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自苏联解体后美国外交早已超过这个限度，小布什曾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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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125]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126]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咛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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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其中工农业劳动者。资本是劳动的克星，在资本破坏劳动的进程中，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避免国内革命，资本便向外部扩张，通过外部剥削实现资本增值，以缓和国内矛盾，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导致“9•11”事件。这个模式搞不下去时，资本又将增值的压力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向资本的反抗，人民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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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西方大国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为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而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并以此为人类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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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洋与印度国家安全—麦金德“中枢地区”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和制海权理论的新思考[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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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赫鲁：印度“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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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尼赫鲁在政治上是一个蹩脚的实践者，但绝对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从某种意思上说也是一个优秀的预言家。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的1944年，身陷英国大牢中的尼赫鲁已预见到欧洲的霸权将不可避免地衰落，世界文明的中心将从西方向东方回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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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洲还在落后而常于黑暗时代的时候，亚洲代表着人类的进步精神已经有了一千年以上了。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辉煌文化在那里繁盛起来，文明和权势的伟大中心也成长了。约在五百年前，欧洲才得复兴，于是缓慢地向东西两方发展，一直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在权势上、财富上和文化上成为世界握有霸权的大陆。是不是这种演变有一种循环周律，而现在正是在逆转的过程中呢？[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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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接着认为，取代欧洲的将是新的大国群落即美国、苏联、中国主导世界政治的格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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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世界上各民族之中我觉得拥有这种活泼的潜在力的民族主要是三个—美国人、俄国人及中国人，这三个民族相提并论是古怪的！美国人虽然根本是旧大陆人，但已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无拘无束，没有古老的种族的负担和复杂性，因此不难了解它们丰富的生活力。如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也是如此，它们都是毅然决然离开旧世界而到新环境中去求新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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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也不是新的民族，但它们对旧时代完全中断，像死了一样，它们史无前例地复活起来了。它们变为年轻而有惊人的强毅力及生命力。它们也在重新搜寻它们的老根，但是实际上它们是新民族、新种族和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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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的榜样启示我们一个民族如何能够返老还童，只要它肯付出相当的代价去在民众里开发被压抑的泉源。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虽然使人遭受恐怖和灾难，可是也许能使战后余生的其他民族也获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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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它们情形不同，中国人不是一个新种族，也没有经过像俄国那样从上至下惊天动地的转变。然而七年的残酷战争[130]无疑地也把它们改变了，这是势所必至的。中国所受战争的或其他更深的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我不知道，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中国人的生活力使我感到惊奇。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赋有基本力量的民族还会没落下去的。[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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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说明的是，尼赫鲁关于文明向东方回归的判断与他前后的许多思想家的看法暗合。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32]的命题；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章还对这种文明回归路径都说得很具体，他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133]在这种文明回归的进程中，有些人更是看好中国，比如尼克松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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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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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德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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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的看法与黑格尔的神似，黑格尔曾说过：“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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