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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印度一直都拥有着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丰富资源—管理和技术才能、熟练工人，甚至还有一些资金，尽管这资金继续不断的从印度外流出去。历史家蒙哥麦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在1840年向英国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道：“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同样也是个工业国，要想将它降为农业国就是想降低它的文明水平。”那正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所不断坚持着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成功的尺度就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掌握独裁统治达一世纪半之后的现在印度的情况。自从印度提出发展近代工业要求之后—我想这要求至少有一百年之久—英国人告诉我们说印度是一个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国家，谨守农业是对它有利的。工业发展可能会破坏平衡而有害于它的主要业务—农业。英国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印度农民所表示的关怀确实令人满意。鉴于这种情形以及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所慷慨给与印度农业的亲切照料，人们只能够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有些万能而恶毒的命运之神、有些超自然的力量阻碍了他们的善意和措施，而使得印度农民成为地球上最贫苦最可怜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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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今天要在印度来反对工业发展是困难的；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当任何广泛的和远大的计划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英国朋友就不断地提出劝告和警告说，一定不要忽视农业，并且它必须占第一位。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知识的印度人都会不顾或忽视农业，或者忘记农民似的！印度的农民比较任何其他的人更代表着印度，而印度的进步改良要依农民的进步改良为转移。但是我们农业上的危机虽然严重，它是与工业上的危机互相联系着，而且是从工业危机引起来的。两者不能够分开来单独处理，主要的是应该改正两者之间的不平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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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印度的摧毁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人在印度有意扶持甘地告别革命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文化。英国在印度一批一批地杀人的同时却刻意扶持国大党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将其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的主张—与中国的清末武训[189]的主张一样—对英国用暴力维持的殖民统治，不要进行暴力抵抗。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再结合它的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将印度人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使印度文化成了告别革命的文化。甘地学说使被压迫者失去了对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立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190]；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191]。尼赫鲁似乎也看出了甘地学说中的问题，他婉转地对其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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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濒近印度，使得甘地大为不安。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纲领与这个新发展不大容易配合得上。很明显，面临着一支侵略军队或是在双方的敌对军队之间，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采取消极的办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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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回忆说甘地“他本人的同僚以及国民大会党的一般人士都拒绝把非暴力应用在这样的场合或用来代替对侵略的武装抵抗，最后他（甘地）对于他们有权去那样做的这一点终于同意了。但他仍然感到烦恼，因为就他自己而论，作为是个人，他是不能够参加任何暴力行动的。但他远比一个普通的人重要得多；不管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有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他总占有着一种突出而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言论对于大多数人民是有力量的。”[193]正因此，尼赫鲁试图对甘地学说的失误，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予以纠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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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各方面的影响深入了印度并且留下了它的痕迹。然而他之成为印度领袖当中的第一流和最突出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非暴力和经济的理论。在极大多数的印度人眼中，他是决心要获得印度自由的、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的、拒绝屈服于傲慢的强权的和永不赞同牵连到民族耻辱的任何事情的那个象征。虽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见不同，虽然他们可能责难他或者甚至为了某些特殊的争点而与他分离，可是在印度的自由处于存亡关头而需要采取行动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会成群地向他奔来，并且把他看作他们的当然领袖。[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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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甘地并不是因为“非暴力”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反英姿态而成为人民前进的旗帜。至于甘地这面旗帜对印度进步的作用，尼赫鲁是有保留的，他说：“甘地对印度人思想影响在现今时代已经是意味深远的；它将在时间和形式上持久到如何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证明。”[195]事实上，尼赫鲁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学说是持谨慎批判态度的，按尼赫鲁的话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96]尼赫鲁后半句话似乎是对甘地寻求印英和解的中间道路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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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道路似乎就是中国清末出现的“武训”式即乞求压迫者“良心发现”的方式实现救国道路在印度的翻版。中国毛泽东不能容忍《武训传》中宣扬的奴性精神，并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尼赫鲁也看出甘地学说中的奴性并对此进行了婉转批评，他号召人民：“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人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一扫而空。”[197]但面对甘地学说中的奴性精神，尼赫鲁则无能为力。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受的只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国大党而有的只是听命于英国人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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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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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不管印度的未来可能怎样，纵然正式分裂，印度的各个部分还是不得不在许许多多方面彼此合作。就连那些独立国家也需要彼此合作，印度各省和因分裂而产生出来的那些地区尤其更须如此，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亲密的联系而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衰败、崩解和丧失自己。[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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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椿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统一必须是思想和情感上的统一，有同属于一家，共御外侮的精神。[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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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而又不带强迫”，这是一种理论正确而在实践上极难实现的事。尼赫鲁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他这样说只表明他面对国家分裂而又无力回天时的百般无奈。他很清楚：“如果印度被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部分，那时想将那些主要的印度土邦并入印度就更加困难了，因为只有在分裂的情况下那些土邦才可以找出种种更多的理由来置身事外，并坚持它们的独裁政权不放，否则那些理由是找不出来的。”[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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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较同期的中国。1949年李宗仁要与中共划江而治，如果没有共产党“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后果，用后来李宗仁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202]。但是中国与同期的印度不同，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国大党上台前还在搞“非暴力不合作”，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203]所以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实在是经验之谈。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204]“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尼赫鲁手中既没有这种物质力量，又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05]的时间，他只有眼看着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分裂为两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在与国际国内试图分裂中国的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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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英国人实现了在撤离南亚次大陆之前为紧箍印度发展制定的方案，这就是：印度发展的上线是永远不能让印度形成独控印度洋的能力。为此，英国人从根基上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及其自主创新的能力；此外，英国还为印度保留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产权所有制，以及已经碎化了的意识形态，这从精神上破坏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并使之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如无一场大换血式的革命—则无力恢复这种能力。对此，罗斯福和斯大林都看得明白，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此话一语双关，一方面罗斯福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要建立自主创新制度没有革命是不行的。斯大林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206]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207]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牧羊场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英国在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变为一个“牧羊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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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从内部摧毁印度的同时，英国人在退出印度洋之前，还要印度有能力考虑阻止其他海上强国在印度洋再次形成当年英国曾拥有过的那样的绝对制海权。为此，英国需要设计出新的印度洋力量均势，并使印度保持相对的制衡力量。英国不希望印度强大，但更不希望印度过于衰弱以致再次出现莫卧儿王朝后期的颓势并使其他海上强国—具体说就是美国—乘虚而入。这就规定了英国弱化印度的下线是不至让印度丧失牵制英国之后的其他海洋强国的能力—而这恰恰是海洋强国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给印度留下了大小刚够用于遏制而非驱逐其他海上强国的国家版图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武装力量。牵制的对象，南面海上当然是美国，北面陆地当然是苏联和中国。为此，1937年，英国将缅甸从印度划出，1948年在许诺印度独立的同时，也放手斯里兰卡独立并允许巴基斯坦与印度分离。前者中断了印度向印度洋四面扩张的可能，后者即印巴分离既从北方牵制印度南下势头又阻隔印度与俄罗斯联手形成更大的“中枢地区”并由此在印度洋形成绝对制海权。英国人的逻辑很简单：我要拿不到手，谁也甭想拿到手。这个“谁”不仅包括独立后的印度，还包括曾联手苏联扳倒大英帝国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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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就是这样在英国人搭建的新的地缘政治舞台上困难地开启自己的航程的。英国人留给印度的“牧羊场”式的经济结构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失去了同期中国那样“有声有色”的前景；同样，英国留给印度的大版图又使印度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避免了“销声匿迹”的结局，更为重要的，这也是英国新的地缘政治板块设计中的核心目标，即大版图印度存在，也对冲了美国经过劳师征远进驻并控制印度洋的能量。1944年还蹲在英国大牢中写书的尼赫鲁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躲在幕后的英国人将他推向前台主演的竟是这样一场如此悲喜交织并令他百般无奈的历史大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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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尼赫鲁没有意识到的是，英国人如此安排下的印度洋力量格局，使他用来解释印度未来命运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中枢地区”及“心脏地带”理论在战后陷入令人难堪的悖论状态。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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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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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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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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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对英帝国时代治理世界有效经验的理论总结，可惜的只是，这种总结只是在英帝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来得毕竟太晚了。就在麦金德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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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凯南的理论忽悠美国历史的预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在后发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激赏。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209]，战后美国实行以“艾森豪威尔主义”[210]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在对中枢地区的两翼地带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以及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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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思想方法。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作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脚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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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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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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