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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尼赫鲁没有意识到的是，英国人如此安排下的印度洋力量格局，使他用来解释印度未来命运的古典地缘政治学的“中枢地区”及“心脏地带”理论在战后陷入令人难堪的悖论状态。1919年，麦金德把他最初提出的“枢纽地区”概念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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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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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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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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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这一经典表述，可以说是对英帝国时代治理世界有效经验的理论总结，可惜的只是，这种总结只是在英帝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来得毕竟太晚了。就在麦金德誉满全球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帝国的黄昏。好在眼不见为净：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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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凯南的理论忽悠美国历史的预演，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在后发帝国主义国家中得到激赏。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特勒联手苏联击败欧洲、又回头与苏联冲突以争夺东欧和小亚细亚的政策[209]，战后美国实行以“艾森豪威尔主义”[210]命名的与苏联抢占中东的政策，勃列日涅夫在对中枢地区的两翼地带战略布局完成后向阿富汗实行最后一击的政策以及小布什上台后直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显的麦氏“心脏地带”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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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政治与地缘政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二为一并以前者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继麦金德古典地缘政治理论之后的现代地缘政治理论的鲜明特色。在这新的视野中，麦金德“心脏心带”理论被注入资源政治的内容，而作为世界现代工业动力基础的矿物资源分布地带与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又恰巧重合。这样，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关键意义再次得到大国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将地缘政治利益与资源政治利益紧密地结合并使前者服从于后者，是尼克松考虑全球战略时贯穿始终的思想方法。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松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其中对阿富汗地缘政治位势的分析可视作美国中东中亚政策最到位的脚注。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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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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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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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用比麦金德提供的更为鲜活的事实说明“心脏地带”是大国实现世界霸权的必争“命运之门”，他将控制资源作为麦金德单纯的地理控制的前提，认为控制世界资源是控制世界的前提。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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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联来说，凡是妨害他们实现其最高统治权—他们的霸权—的人，都是敌人。苏联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目标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它的中间目标是西欧和日本。它在当前的目标是非洲、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那些脆弱和不稳定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它以相对小的风险和代价可以得到战略好处，使自己越来越处于一种能够控制世界资源和生命线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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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早在1921年就强调西方的资源很容易被切断。他说：“如果欧洲和美洲可以称作前线，那就应当把拥有原料、燃料、粮食和大量人力的非主权国家和殖民地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为了赢得一场战争，光在前线取得胜利不行，还必须使敌人的后方，使他的后备力量革命化。”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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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尼克松出版《1999：不战而战》，再次强调美国必须在“心脏地带”遏制俄国人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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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然将继续下去。[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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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对海湾形成了钳形包围。一边从西南进行包抄。1978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空运了2万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进行战争，一方面从沙特到红海对岸建立军事设施。那年晚些时候，亲苏集团在南也门夺得了政权，使苏联在阿拉伯半岛上有了一个滩头堡。不久，南也门公开向北也门发动军事进攻。恐怖主义分子以南也门为基地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游击队也以南也门为基地袭击阿曼的一个边界省份。钳形包围圈的另一边是从东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一场军事政变使共产党上台。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与莫斯科签署了协议。当人民起义威胁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时，苏联侵占了这个国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苏联的战斗机、轰炸机便可以飞到霍尔木兹海峡。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企图控制这一“石油咽喉”。[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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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尼克松已从世界稀缺资源分布和世界地理通道分布相结合的角度完善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的理论，尼克松呼吁美国政府必须担起与苏联争夺“心脏地区”的重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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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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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的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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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可能是罗斯福之后美国人中对地缘政治学理解最为深刻的政治家，他认识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麦金德的“心脏地带”学说，并要求美国政府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这一地带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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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不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在印度洋的历史上，只有英国—它独控印度洋的时间长达150多年—成功了；而在此后再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美国还是苏联—能对印度洋形成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那样的绝对控制。不错，美国阻止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但美国也没有在印度洋制海权方面—除了迪戈加西亚基地外—达到当年英国那样的规模。如果说，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苏联利用美国颓势实现19世纪英俄冲突中没有实现的向印度洋冲刺的实际步骤，那么，1991年和2001年布什父子俩[216]也是利用苏联的颓势及其解体后出现的战略机遇，试图在“心脏地带”实现“英国式”（即陆地占领）推进。尽管美国在1998年发动科索沃战争，拿下印度洋西侧—这与当年苏联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东侧的中南半岛而后进军阿富汗的道理一样—并以此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了军事力量在海湾地区的“英国式”部署。老布什的“成功”激起了小布什的万丈雄心并于任期内大规模挥师向中亚深入，其结果在伊拉克严重受挫，随之而来的便是2008年美国国力由此大幅衰落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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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亚的失败说明美国地缘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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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大英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后，麦金德的古典地缘政治学所勾勒出的“心脏地带”就已成为地平线上那看似近在眼前实则遥不可及的美丽落日。笔者不妨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理论和实践之间出现的悖论现象称为“麦金德悖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英国人退出麦金德“心脏地带”后留下的—当然也是美国的“民族自决”理论促成的—新的力量均势消耗了美国从太平洋东岸或太平洋西岸劳师征远进入印度洋的能量。这时，在印度洋的中心位置已立起了南亚最大的主权国家印度。更有甚者，在印度的东西两翼即亚洲和非洲已耸立起了中国和埃及这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这更加大了美国独控“心脏地带”的难度。英国独控印度洋时，印度、埃及、中国的国运均处颓势，其国家内部也是动荡不止（比如印度民族大起义、中国的太平洋天国运动等），外部冲突加剧（比如中国和英国的两次鸦片战争、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埃土战争等）。这时国力正处上升阶段的英国尚能在远离本土的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同时向东方两个最大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发动并打赢了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罗斯福为了打倒欧洲，释放出民族自决的浪潮。民族解放运动将欧洲殖民势力逐出并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后，这些国家又成了美国实现“英国式”世界霸权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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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度决定前进速度，阻力决定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这使美国已无力对这些国家发动任何一场像样的陆地战争，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在海外有“英国式”的占领；而没有“英国式”的占领，就不可能有19世纪英国那样的对关键海域的绝对制海权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权；而没有“英国式”的绝对制海权，依靠他国依附而存在的美国经济就不会有稳定的基础。为此，当时还是涉世未深的美国人在20世纪后半叶启动了朝鲜和越南战争，这是美国通过陆战实现对这两个国家“英国式”占领的初试。美国出动了远比19世纪英国更多的兵力，其结果却败得让美国人迄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话，20世纪下半叶，美国从英国手中接收过来的世界已失去了在海洋国家赢得大陆战争的有利条件。而没有陆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217]潘尼迦的话可谓英国控制印度洋的经验之谈，而这样的经验似乎对后来的美国人成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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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道理，美国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愿去做，而是做不到。朝战越战爆发后，美国人试图通过结盟的形式替代英国式的直接占领：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美国1955年2月主导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面对一个个嗷嗷待哺的盟国，美国用于“维修”这一串串防务链条的代价不比直接占领更少，其效果对美国海外安全更是添乱。为此，尼克松上台后几乎放弃了美国为这些盟国承担的义务并领导美国度过了战争失败带来的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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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再次骄纵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普遍存在的“凯南式”轻率，21世纪初的美国人再次考虑如何才能扩大由这次胜利带来的红利。这时他们的目光再次转向古典陆权学说。他们认识到，没有对中东的直接军事控制，中东石油利益对美国只能是若即若离并令人不安的雨后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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