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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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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斯格尔思的“领土占领”的军事观点，仅从纯军事角度看似“正确”的观点，在美国时代已只有理论价值而失去了实践的历史条件，这与麦金德“中枢地区”和“心脏地带”理论犹如只看得着却又抓不住的天边彩虹，虽然正确并且也有战略指导意义，但在美国时代已失去了落实的条件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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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尽管麦金德理论宏大且逻辑合理，但在其理论和实践之间，还有其天然的悖论，即在麦金德“中枢”地区与斯派克曼所说的“陆缘”地区的交接带的中亚，尤其是其中处于关键位置的阿富汗地区，在实践上不仅仅是美国时代，更是古今历史上—从古代的亚历山大到现代的勃列日涅夫—陆权和海权国家趋之若鹜却从未能得手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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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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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是现在工业文明条件下的思想成果。但我们知道，中亚位于麦金德“中枢”或“心脏”地带，但其社会结构却处于工业化的边缘地带，整个社会细胞都是由松散的部落群构成；与其相应，建立其上的政治结构也呈蜂窝状：局部的破坏不仅不影响它的整体，它自身还会迅速繁衍加以弥补。这就使中亚地缘政治中有了大国政治的“百慕大三角”特征：所有的打入阿富汗的外族征服者都是有去无还。19世纪末在对阿富汗的数次征服战争失败后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特征，但其地缘政治理论却至今仍没有对这一特征加以理论解释，以至21世纪初美国大军在此深陷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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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缘政治有点像中国黄河两岸的地质特征，松散的泥沙状，人在此作用的力量越大，陷入泥沙中的速度也就越快，不管人多少，在此都是有来无回。中国汪洋大海般的松散的自然经济存在曾使得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不是失败，就是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马克思以英国征服印度为例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223]而美国21世纪初在阿富汗、伊拉克—如果再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则使这条规律发生了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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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目前在中东最大的“敌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的“核问题”，而是中亚的社会结构：蜂窝似的，像一块大海绵，有多少外来资源都能被它吸干，这使得麦金德画出的“心脏地带”反成了埋葬世界征服者的“坟场”。英国19世纪后期曾经三次进入阿富汗，都败了。败在哪儿？就在这种社会结构上。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在这里美国大兵总不能一个一个山洞地找，找完山洞，还有无数多而又互不联系的部落，漫山遍野，都用精确导弹打，这显然是不行的。这种蜂窝状社会包围着大城市而又不依赖大城市，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现实，是决定中亚上层建筑的东西。部落不靠现代化的商品生存，他们互不隶属，在任何地方都能战斗：一把铁铲、一些种子就能生长出粮食；有粮食就有人繁衍，有人繁衍，就有战士，有战士，反侵略的战斗就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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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结构不仅是中亚国家的基础，也是整个东方国家的基础。英国人在海上打败中国，可在中国三元里却败在中国老百姓手中。小布什轻率进了中亚后，就仿佛来到中国黄河岸边，越是跳得起劲，就在被笔者称为“麦金德悖论”中陷得越快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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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2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为击败欧洲放纵出的民族自决权反成了美国实现世界霸权的障碍，大批独立国家的出现使美国无法支出建立“英国式”霸权的成本。21世纪初的美国在中亚再次遭遇越战噩梦。造成这样后果的原因是苏联解体以及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轻而易举取得的胜利使美国战略学界产生了狂妄自大的“胜利病”。对此，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威廉逊•马雷教授在为斯格尔思《未来战略》一书写的序言中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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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在美国战争史上是一特例。在那次战争中，军方领导人深深地担心，一旦开战他们的军队将蒙受巨大伤亡。结果，在一次闪击战役中美军挺进伊拉克，地面作战仅持续了不到100小时。但是，这种轻而易举的胜利很可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目前一些人认为，光靠技术优势和远距离打击能力就能使美军以极少的伤亡去进行决定性的战役，从而公开否定3000年积累起来的军事历史。这种虚幻的希望，是紧随海湾战争结束而爆发出来的“胜利病”的直接产物。如果美国要以聪明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改革，他们恐怕压根儿就不能相信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报纸对那场战争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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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下一次战争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发生，当美国军队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有所准备。很明显，军队必须准备物质条件，并且训练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水手和飞行员。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具有处理战场挑战的意识。相比之下，思想准备将比美军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手段都更为重要。在那些思想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识别什么是不变的东西。[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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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教授抓住了美国军事理论的软肋：轻哲学而重技术，是美国军事理论的致命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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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国力破坏性最大，当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战略家，是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对美国破坏性较大同时也是集麦卡锡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凯南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战略理论家，就是兹比格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226]基辛格对凯南的批评用于布氏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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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反共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227]，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见识与当年的麦卡锡不相上下。1997年布氏又出版《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给美国设计的战略与凯南、麦克阿瑟大体相同：其目标如天女散花，而且大得惊人。他告诉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即中亚—笔者），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228]；“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229]。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内容[230]差不多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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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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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书中的那为战略研究者大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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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的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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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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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充满骄横的引文使笔者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那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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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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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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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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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是在中国出兵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也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丢其丑。书中对中亚重要性的论述说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但只是一个美国力所不及的真理。小布什被布热津斯基画出的天边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亚，结果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也没有想想：曾在朝鲜、越南一败涂地，已近八年还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国，难道在台海就立起美国的“凯旋门”吗？我说不能。原因很简单，历史反复表明，美国并没有足以覆盖全球所有目标的防务资源，甚至没有防务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这类陆权大国近邻等的非关键目标的资源—这与1962年苏联没有插手美国近邻古巴事务的资源、2008年美国没有插手俄罗斯近邻格鲁吉亚事务的资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样。对于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曾任陆军部长助理（1917）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看得远比布热津斯基明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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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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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是美国人在战后最不冷静时期最冷静的政府官员。1947年就在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以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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