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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预测下一次战争将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发生，当美国军队进入下一个千年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有所准备。很明显，军队必须准备物质条件，并且训练陆军士兵、海军陆战队员、水手和飞行员。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培养下一代军事领导人具有处理战场挑战的意识。相比之下，思想准备将比美军在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手段都更为重要。在那些思想准备中，最重要的是必须识别什么是不变的东西。[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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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雷教授抓住了美国军事理论的软肋：轻哲学而重技术，是美国军事理论的致命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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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对美国国力破坏性最大，当然也是最不成熟的战略家，是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对美国破坏性较大同时也是集麦卡锡的反共意识形态和凯南浪漫主义于一身的战略理论家，就是兹比格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226]基辛格对凯南的批评用于布氏也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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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看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的反共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227]，其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见识与当年的麦卡锡不相上下。1997年布氏又出版《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他给美国设计的战略与凯南、麦克阿瑟大体相同：其目标如天女散花，而且大得惊人。他告诉美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洲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他告诉美国政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即中亚—笔者），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228]；“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229]。在台湾问题上，他说的话与当年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对杜鲁门说的内容[230]差不多一样轻率，甚至连口气都很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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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台湾那时候无力保护自己的话，美国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换句话说，美国将不得不进行干预。但那并不是为了一个分离的台湾，而是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个重要的区别。[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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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书中的那为战略研究者大忌讳的骄横之情跃然纸上。他几乎是用命令、轻蔑和挖苦的口吻教训俄国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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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这样的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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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果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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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充满骄横的引文使笔者想起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与杜鲁门在威克岛那次决定美国在朝战败局的谈话，麦克阿瑟告诉总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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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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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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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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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是在中国出兵的前几天，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伊拉克战争的结局也让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大丢其丑。书中对中亚重要性的论述说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真理，但只是一个美国力所不及的真理。小布什被布热津斯基画出的天边彩虹忽悠得直奔中亚，结果落了个灰头土脸的下场。在台湾问题上，布热津斯基也没有想想：曾在朝鲜、越南一败涂地，已近八年还在伊拉克不能自拔的美国，难道在台海就立起美国的“凯旋门”吗？我说不能。原因很简单，历史反复表明，美国并没有足以覆盖全球所有目标的防务资源，甚至没有防务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这类陆权大国近邻等的非关键目标的资源—这与1962年苏联没有插手美国近邻古巴事务的资源、2008年美国没有插手俄罗斯近邻格鲁吉亚事务的资源而被迫后撤的道理一样。对于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曾任陆军部长助理（1917）并参加过巴黎和会的沃尔特•李普曼看得远比布热津斯基明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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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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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是美国人在战后最不冷静时期最冷静的政府官员。1947年就在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以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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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236]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蓠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237]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那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238]的政策所挫败了”[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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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疯狂，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是美国人在朝鲜、越南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的主义。尼克松主义实则是20年前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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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自己安排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世界布局中，已没了支持走远路的“干粮”，自然也做不到在“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而布热津斯基全然不理解这样的变化，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天大目标，以至小布什在中东地区被折腾成这副模样。不难预料，如果今后美国要再按布氏《大棋局》中的意见，对中国台海统一“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的话，届时中国人民只需有抗美援朝时的一半意志，就会让美国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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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目前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如此，美国的力量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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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1909～1912）在东北亚的外交攻势在日本与俄国的联合抵制下受到挫败，这引起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曾就东北亚问题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时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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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说：“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菲律宾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241]注意，尼克松对美国力量的使用范围说得很谨慎。在太平洋，他用“存在”一词，而在更远的印度洋和波斯湾用“显示武力”。这说明，尼克松明白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是并不具备“英国式”直接陆地占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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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布什连同其身边的战略家们在战略上忘记了前任的这些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242]他上任后试图在海湾战争成果之上，按着斯格尔思的思路，用直接的陆地占领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中东石油的控制难题，结果却应验了中国那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老话，现在美国在中亚陷入欲进不成，欲罢不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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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似乎是上帝对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剥夺了的利益的“补偿”，20世纪末的美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开始为俄罗斯人和欧洲人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角色：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通过科索沃战争帮着欧洲恢复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在东欧的影响力；塔利班曾是俄国和伊朗的死敌，小布什赶走了塔利班，为俄罗斯南下扫清了障碍；信奉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曾是什叶派伊朗的死敌，小布什帮着伊朗搬开这个障碍，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转入什叶派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属破碎地带，也是西欧国家的外围地区，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忘记当年西欧的衰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共同拉起来“铁幕”挤压出的结果，在两国那一代老政治家去世之后，美国人将当年与苏联间的“周瑜打黄盖”假戏做真了，结果把苏联这个“黄盖”给打残了，美国由此也失去了在欧亚大陆牵制欧洲的“苏联因素”。大家看看21世纪的世界地图的变化，就会发现，现在的欧洲版图，尤其是东欧和南欧的版图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美国自科索沃战争后推进的北约和欧洲东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这是罗斯福、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却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希望的结局—欧洲坐大，在大西洋东岸对美国形成新的更大的压力，并迫使美国战略收缩。欧洲曾于1990年10月15日为解体苏联立了“头功”的戈尔巴乔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励，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于2008年9月18日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24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0月9日欧洲也向上任不久就致力于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的深意在于感谢自老布什以来美国对欧洲收复东欧的“贡献”，鼓励美国再将中亚让给欧洲。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奖项的真正得主应当是布什父子俩，因为是他俩帮着欧洲扫清了从东欧到中亚的前进障碍，欧洲授奖奥巴马是希望他最终落实布什俩为欧洲复兴曾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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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政治家，比如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等与不成熟的政治家如赫鲁晓夫、小布什等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既看到了天边的彩虹，同时又知道那只是一道彩虹；后者不仅看到了彩虹而且还撒欢似地倾全国之力奔向彩虹，结果落了个飞蛾扑火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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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看到“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44]，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也发生在美国时代。美国人本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没想到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却对准了美国人自己。英国退出世界舞台后反倒卸了以往的包袱，随即暗助中国、印度等国家与美国抗衡的立场，1946年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又忽悠着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奔向朝战、60年代奔向越战，最终大败而归。70年代经尼克松收缩战线，美国元气恢复，90年代苏联解体又让美国有了余勇可贾，随后又挥师中东和巴尔干打响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并于21世纪初重复勃列日涅夫两翼出击、中间突破的战略。为打击伊朗，美国于2001、2003年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结果又重蹈越战覆辙，被迫撤军。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正是美国这一次次在进军印度洋的征途中的大抽大搐，才使半个世纪后的印度在没有获得“有声有色”的发展的前提下，也没有遭遇“销声匿迹”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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