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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defeated）”。[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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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是美国人在战后最不冷静时期最冷静的政府官员。1947年就在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后不久，李普曼就在《纽约先驱论坛》上陆续发表文章批评凯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不适宜于执行凯南的遏制战略。他认为，在美国现行宪法制度下，国务院不可能从国会取得“一张从国库领钱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装力量的绝对权力”，因而也无法做到“随时在全球不断转移的地点上使用‘对抗力量’”。而且，美国的经济是“没有划一组织和不受控制的”，国务院也不可能“规划和指挥进出口贸易”来推行“遏制政策”。在军事方面，李普曼也认为：“没有理由确信美国能够在一切个别的地点都集结‘坚定的对抗力量’。欧亚大陆是一块很大的地方，而美国军事力量尽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话，就应该对这种局限性心中有数。我们生活在像岛屿一样的大陆上。我们同冲突地区之间远隔重洋。我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在战时就得把较大比例的人口用于生产、运输和维修那些构成我们军事力量的复杂的武器和机械。同俄国相比，美国缺乏足够的步兵后备队。我们的海军控制着海洋，我们拥有重要的进攻武器。但在欧亚大陆的内陆地区，像我们在希腊山区所领教的，可能有很多‘个别地点’，在那里只能使用步兵作为‘对抗力量’。”而美国却没有足够的能够占领这些地区的步兵力量，“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机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政策”。而不适合服务于以在这些地区实行长期陆军占领为目标的政策。[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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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进一步设想，如果美国一定要执行凯南设计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采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联盟的政策，但这样的代价并不比直接出兵占领的代价低。李普曼说：如果美国没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贴和支持一支由卫星国、附庸、仆从和傀儡所组成的杂牌军。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处于苏联外围的那些无组织的、内部分裂的、软弱的或者混乱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联合体”。为了维持这个联合体，“美国就得对它打算去组织、去保护、去领导和去利用的这个联合体的全体成员的事务，进行不断的、复杂的干涉。我们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几乎万无一失的才能，能够正确而迅速地判断哪些人和哪些政党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谁应被任命，谁应受津贴，谁应给他涂脂抹粉，谁应得到青睐，谁应充当我们的仆从和我们的盟友”。这样，杜鲁门主义实际上“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美国）不断干涉所有那些号称在‘遏制’苏联的国家”。[236]但是，与苏联毗邻而又受美国控制的“卫星国和傀儡政府并不是用来建立攻不破的藩蓠的好材料”。“它们显然是软弱的。而一个软弱的联盟并非一笔资产。它是一笔债务。”[237]最后，李普曼得出结论：美国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标，如按凯南那全球“遏制”战略制定政策，结果是“在俄国人远没有受挫之前，美国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238]的政策所挫败了”[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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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疯狂，当时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是美国人在朝鲜、越南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的主义。尼克松主义实则是20年前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的“否定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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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自己安排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的世界布局中，已没了支持走远路的“干粮”，自然也做不到在“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而布热津斯基全然不理解这样的变化，给美国设计了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天大目标，以至小布什在中东地区被折腾成这副模样。不难预料，如果今后美国要再按布氏《大棋局》中的意见，对中国台海统一“决不能在军事上无所作为”的话，届时中国人民只需有抗美援朝时的一半意志，就会让美国落个灰头土脸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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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目前的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使如此，美国的力量只够保住几条关键利益线，这是老牌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也是两位罗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机时刻为美国赢回荣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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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1909～1912）在东北亚的外交攻势在日本与俄国的联合抵制下受到挫败，这引起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此前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曾就东北亚问题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时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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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说：“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菲律宾关系到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241]注意，尼克松对美国力量的使用范围说得很谨慎。在太平洋，他用“存在”一词，而在更远的印度洋和波斯湾用“显示武力”。这说明，尼克松明白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是并不具备“英国式”直接陆地占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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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小布什连同其身边的战略家们在战略上忘记了前任的这些经验—也可能他们想超越这些经验，[242]他上任后试图在海湾战争成果之上，按着斯格尔思的思路，用直接的陆地占领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对中东石油的控制难题，结果却应验了中国那句“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老话，现在美国在中亚陷入欲进不成，欲罢不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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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似乎是上帝对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剥夺了的利益的“补偿”，20世纪末的美国在中东和巴尔干地区开始为俄罗斯人和欧洲人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角色：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通过科索沃战争帮着欧洲恢复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去的在东欧的影响力；塔利班曾是俄国和伊朗的死敌，小布什赶走了塔利班，为俄罗斯南下扫清了障碍；信奉逊尼派的伊拉克萨达姆曾是什叶派伊朗的死敌，小布什帮着伊朗搬开这个障碍，伊拉克在美国的“帮助”下转入什叶派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属破碎地带，也是西欧国家的外围地区，今天的美国人早已忘记当年西欧的衰弱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共同拉起来“铁幕”挤压出的结果，在两国那一代老政治家去世之后，美国人将当年与苏联间的“周瑜打黄盖”假戏做真了，结果把苏联这个“黄盖”给打残了，美国由此也失去了在欧亚大陆牵制欧洲的“苏联因素”。大家看看21世纪的世界地图的变化，就会发现，现在的欧洲版图，尤其是东欧和南欧的版图已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格局。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美国自科索沃战争后推进的北约和欧洲东扩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这是罗斯福、马歇尔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却是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书中希望的结局—欧洲坐大，在大西洋东岸对美国形成新的更大的压力，并迫使美国战略收缩。欧洲曾于1990年10月15日为解体苏联立了“头功”的戈尔巴乔夫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励，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于2008年9月18日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24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9年10月9日欧洲也向上任不久就致力于从伊拉克撤军的奥巴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的深意在于感谢自老布什以来美国对欧洲收复东欧的“贡献”，鼓励美国再将中亚让给欧洲。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奖项的真正得主应当是布什父子俩，因为是他俩帮着欧洲扫清了从东欧到中亚的前进障碍，欧洲授奖奥巴马是希望他最终落实布什俩为欧洲复兴曾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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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政治家，比如俾斯麦、斯大林、毛泽东、罗斯福、马歇尔、尼克松等与不成熟的政治家如赫鲁晓夫、小布什等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前者既看到了天边的彩虹，同时又知道那只是一道彩虹；后者不仅看到了彩虹而且还撒欢似地倾全国之力奔向彩虹，结果落了个飞蛾扑火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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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看到“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244]，这样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辩证法也发生在美国时代。美国人本用于摧毁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没想到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却对准了美国人自己。英国退出世界舞台后反倒卸了以往的包袱，随即暗助中国、印度等国家与美国抗衡的立场，1946年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又忽悠着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奔向朝战、60年代奔向越战，最终大败而归。70年代经尼克松收缩战线，美国元气恢复，90年代苏联解体又让美国有了余勇可贾，随后又挥师中东和巴尔干打响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并于21世纪初重复勃列日涅夫两翼出击、中间突破的战略。为打击伊朗，美国于2001、2003年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结果又重蹈越战覆辙，被迫撤军。2008年美国国力大幅缩水，国运出现颓势。正是美国这一次次在进军印度洋的征途中的大抽大搐，才使半个世纪后的印度在没有获得“有声有色”的发展的前提下，也没有遭遇“销声匿迹”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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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1]本文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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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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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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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武经七书”是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选编颁行的武学必读的七部兵书，它包括《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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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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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转引自[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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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这个棉织品的祖国充满了英国的棉织品。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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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0—231页；关于英国这一时期对印度的暴力掠夺可参阅同引书第225—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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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参阅[德]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概念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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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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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美]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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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如苏联时期建造的阿库拉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和A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下潜深度分别可达750米和900米。可参阅张序三主编《海军大辞典•潜艇》，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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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报告称在太空运行的人造卫星超过600颗”，http://tech.sina.com.cn/o/2001-10-03/867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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