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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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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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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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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未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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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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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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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浑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一半的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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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赌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南非也是这个大陆上的主要经济强国。光它一国就提供整个非洲的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农业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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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波斯湾、从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成了围绕资源而构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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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尤其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的地带就是印度洋。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3]资源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资源和矿物质稀缺资源最集中的地带，因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与麦金德说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陆权“心脏地带”[24]南北呼应，形成大西洋与太平洋结合部的海权“心脏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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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二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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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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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熟悉的路莫过于上班和回家，因为他要上班挣领工资和回家休息吃饭；同样的道理，地缘政治学说最关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资源，是因资源关注地理。故曰：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如果没有资源，地缘则无意义。对此，地缘政治理论的先驱者麦金德看得明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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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在近四个世纪来，每约100年我们就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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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基本围绕中原地区，这是因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纪的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们围绕着土地资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现在有些人否定资源斗争的本质，说将来高科技的情况下这些都不成问题。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技术，水也不成问题了。但人们要问，在这之前怎么办？人总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为低支出的商品时再喝水。政治较多考虑的是衣食住行家常事，较少考虑天边够不着的事。政治问题若指望科技发展了再解决，那黄花菜都凉了。科技创造或转化出的新资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数人的科学试用，那时它就成了政治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如果将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以“科技发展”为借口推到未来，这是回避责任和不愿担当的做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国家考虑并争夺的还是如粮食、水、石油、天然气等关乎百姓生活的常规资源。从世界地图看，资源丰富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曲折，而每个拐点都是军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没有资源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直。世界上只有资源极丰富或极贫乏地方不用争，前者如现在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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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跟苏联人谈判时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题，结果总是失去最好的时机。而德国人跟苏联人谈判，直截了当地讲势力范围划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使希特勒得以挥师横扫西欧的战略机遇。1944年10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张伯伦虚与委蛇的做派，一上来就写了个纸条，标出英苏在东欧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苏联占90％，英国占10％；希腊，苏联占10％，英国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苏联占75％，英国占25％。斯大林说好，划勾表示同意，这个事就办成了。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玩不得虚：说是战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账、打墙，其余以后再说。强者跟弱者可以不谈条件，但弱者跟强者甚至强者与强者谈判都不能玩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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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谈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墙、再算账，而且他账算得非常有学问，不是漫天要价。为什么罗马尼亚他让给苏联90％，丘吉尔知道英国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罗马尼亚在苏联家门口，处英国的力量极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错了。小布什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008年他派军舰到黑海挺格鲁吉亚，结果普京让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之于台湾、日本之于钓鱼岛，在中国面前都是这个道理。丘吉尔知道他能要、该要和不能要、要不到的东西，他跟斯大林俩人因懂历史而容易沟通。希特勒没理解历史的精髓，在张伯伦面前漫天要价，最终双双翻船落水。丘吉尔为什么敢要希腊的90％，因为历史上俄国人从来没有打出过黑海，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了十几次大仗，1863～1866年俄国与英法之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其规模几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战，即使如此，俄罗斯也没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峡，同样西方人也没有从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亚。斯大林熟悉历史，明白俄国人的力量越不过黑海海峡。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对接近成功的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不予以支持，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其回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他问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德尔：“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26]在斯大林看来，在手够不到的地方动手，增加的就不是战果而是负担。丘吉尔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腊，但对俄罗斯力量范围之内的保加利亚丘吉尔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国家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及其分割能力关系。艾尔弗雷德• 塞耶•马汉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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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区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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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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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时候，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大家重视的是脚下那块地。对海洋则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世界连为一体，当世界生产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天然气、石油及其他矿物质就成为一个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业国家争夺的对象，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一是市场，二是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都为近代以来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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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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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关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中的作用的观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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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29]“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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