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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西线联合英国等国打败拿破仑后，便全力掉头南下并以绝对的优势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与俄国订约议和，被迫割让格鲁吉亚等地区；给予俄国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同意俄国独享在里海设置舰队的特权，伊朗则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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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11月，英国和伊朗签订条约，伊朗获得英国的财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国挑战。1826年7月，伊俄战争爆发，伊朗战败。1828年2月，伊朗与俄国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宣布放弃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国的支持下围攻赫拉特汗国，英国立即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伊朗撤兵；同时英国派代表到喀布尔要求与阿富汗缔结反俄国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复被赫拉特侵占的领土的要求，英国予以拒绝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临赫拉特，英国向伊朗开战，1857年3月，英伊缔结和约，伊朗保证不再干涉赫拉特内政，一旦赫拉特与阿富汗冲突，即请求英国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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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欧洲普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遭俄国沙皇的野蛮镇压，俄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俄随后南向中亚[58]扩张。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汗国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汗国并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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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59]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迅速崛起—这在相当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签订和解协约：协约将伊朗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放弃了俄与阿的直接外交关系。双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内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西藏进行交涉必须通过中国政府。至此，自拿破仑战争后，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冷战”，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枢纽即中亚阿富汗地区结束，俄国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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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中再次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经过长期布局后，其争霸从西欧到巴尔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区，最终又在阿富汗狭路相逢，苏联被迫于1989年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解体后，1999年，西方军事突入巴尔干俄国传统地区，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又军事介入阿富汗，此时的俄国已无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20世纪末苏联人栽在阿富汗的命运相似，21世纪初的中亚在苏联解体20年后也成了美国人的“滑铁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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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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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表明，印度洋是历史大国崛起并成为帝国后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较早的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还有蒙古帝国、拿破仑帝国、英帝国、苏联、美国等，它们的盛衰转折点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认为，那时古代军事动力还处自然阶段，没有远征的能力。那我们再看看19世纪的英国人、20世纪的苏联人和21世纪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后的国家，其军事动力技术基本反映了同时代的最先进水平，但他们都败在帕米尔高原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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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转门。对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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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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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议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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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先挤进这扇门的大多又都被甩到最后。小布什不信这些，坚持先搞定阿富汗，很有些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的气派，借“9•11事件”引发的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以“反恐”为名，又有联合国的授权，直接就冲到阿富汗，结果打了十多年，最终也还是从阿富汗败退下来。当年他到阿富汗时，既有“天时”即联合国授权，也有“人和”即世界善良的人对美国遭难的同情，就是没有地利。一道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屏障，这条被哈•麦金德称为“雄伟的屏障”[61]的山带就像一尊耸入苍穹的山神，让古今所有扩张至此的帝国，都是有来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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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四 “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忧虑的是后一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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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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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版图如大象长鼻南抛至印度洋中心，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权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使控制印度洋与控制印度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不占领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须有效地占领印度。明乎此，再读尼赫鲁的代表作《印度的发现》，就更理解他在书中对印度的前途所表现的远见和无奈。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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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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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多同志都将尼赫鲁这段名言解读为尼赫鲁有野心。其实这只表明尼赫鲁的担心，尼赫鲁生长在地缘政治理论在西方已成显学的时代。他1905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这一年日本在远东海战中打败俄国，1907年后入剑桥大学就读。此前英国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已声名鹊起。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巨著”[63]。英国牛津大学还为哈•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哈•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哈•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尼赫鲁就读的剑桥大学离牛津大学不远，当时流行的麦金德学说包含着对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解释，尼赫鲁不可能对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心脏地带”的内容在当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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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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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期，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也响起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名字。马汉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别发表《亚洲的问题》、《欧洲的冲突》、《美国的利益》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重量级论文，提出与哈•麦金德相对应的海权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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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制海权理论的马汉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受到特别高的礼遇。马汉1890年出版《海军战略论》，此书很快“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世界畅销书之一”[65]。在英国，马汉这本书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海军理论家普勒斯顿说，《海军战略论》好像是专门为英国内阁写的，书中的思想对内阁成员来讲是正中下怀。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含蓄地评论说：“自1900年以来，英国海军的条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应感激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而不是任何别的人。”[66]1893年马汉应邀访问英国。访英期间，马汉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的接见，并出席女皇和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1904年马汉再次访问英国，仅一周内，他就被授予剑桥大学—三年后，年满18岁的尼赫鲁进入该校就读—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称号。1914年马汉病逝，《伦敦邮报》在一篇悼词中称：“英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公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67]在德国，马汉的书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他形容自己阅读《海军战略论》的心情时说：“我不只是在阅读这本书，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舰上时，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68]在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日本政府还频频与马汉联系，就日本的海军发展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还试图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遭马汉拒绝。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马汉本意是为美国政府写的著作，起初在美国反而“反应迟缓，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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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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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2岁的尼赫鲁回到印度，投入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此时的尼赫鲁在思考印度未来命运时，不可能不从麦金德和马汉的地缘政治视角中看到未来印度面临的真正危险并对印度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前景充满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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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纪入侵印度的势力多来自北边帕米尔高地。他们横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有两条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兴都库什山高耸而窄狭的山脊，沿喀布尔谷（Cabul Valley）下来，穿过尽头的开伯尔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绕过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峡（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紧靠印度河东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从海边一直伸展到离喜马拉雅山不远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线和开伯尔的路线在旁遮普的前厅会合成为一条路线，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脉之间留出来的正是这条路。路的尽头屹立着德里。”[70]正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发动了三次阿富汗战争以巩固印度北方防线；同样也是为了牵制印度，英国人在印度独立前夕，将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去，而从中亚进入印度的关键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内。近代入侵印度的势力则是不定期地来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印度的国防重点逐渐南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指出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和英国在印度安全防务的特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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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陆上边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地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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