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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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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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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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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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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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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像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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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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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板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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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都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15]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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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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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同志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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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地方割据势力把持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黏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讨伐阿富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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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骼、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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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117]。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实际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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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骼、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主义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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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119]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120]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121]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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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22]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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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123]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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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独立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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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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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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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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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125]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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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126],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127]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128]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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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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