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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以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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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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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179]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180]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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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或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比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其4000～7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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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182]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83]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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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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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85]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186]。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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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187]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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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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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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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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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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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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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189]。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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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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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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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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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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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3]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A General Theory，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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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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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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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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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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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96]，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97]，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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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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