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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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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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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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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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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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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189]。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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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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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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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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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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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3]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A General Theory，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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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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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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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也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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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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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96]，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97]，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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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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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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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增长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198]，虽然袁隆平的技术充其量可以让它长到2000斤[199]，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出来，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的认识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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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200]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201]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02]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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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己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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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04]。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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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他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到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衰落。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205]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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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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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得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得多。在帝国扩张的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验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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