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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248]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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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经历，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想一举贯通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危险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半岛，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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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代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的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不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句丽吗？1949年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49]明乎此，再重温毛泽东的“我们绝不学李自成”这句话意义就深刻了。毛泽东说的不仅是不学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250]，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国就来了。可以设想，当时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还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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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51]为墟。”[252]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部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53]，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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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并对东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中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255]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而通过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进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隋炀帝、唐太宗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定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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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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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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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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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部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矣。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256]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蛮，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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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舆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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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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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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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258]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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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重心是四川。[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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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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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260]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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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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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我们由北掉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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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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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1、2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为了对付美苏“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63]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64]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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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65]，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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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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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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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267]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连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268]。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69]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270]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271]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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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应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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