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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24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遏制苏联的目的使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体系维护下，从1917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复苏和稳定的和平期，其间世界又出现多极化发展的政治形势：社会主义苏联抓住这段历史机遇，迅速崛起。为了遏制苏联，西方又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实行“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以建立起“抵抗来自东方的攻势”的地缘政治屏障。欧洲国家签署“洛迦诺公约”，要求德法比三国必须“保证维持领土现状，并保证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其目的在于诱使崛起后的德国向东扩张并以此保证法国的安全。1928年8月法美两国又发起并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27日公约在巴黎签字。到1929年7月公约生效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共达44个。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分歧或冲突，不管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调处或解决”。包括裁军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体系的签署标志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完成。当时国际上一片“和平主义”高调，和平外长在各国频频登台；“民主主义”口号盛极一时。洛迦诺会议后，西方舆论认为“一个和平时代降临了”，战争终止了，未来的历史将是“妥协、仲裁、和平”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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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26 然而，就在“非战公约”签署的第二年，历史就迅速出现逆转。1929—1933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上涨，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严重的挑战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制裁，而且还在西方“祸水东移”意图中受到绥靖和纵容，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平幻景的迅速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首先在最早参加签署洛迦诺公约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国中爆发，这时非战公约的签署国早把自己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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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28 “二战”后，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民族革命的政治形势。两强争霸使世界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冷战状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殖民地经济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任务也促使已获政治独立的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20世纪80年代，世界又一次显露出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时代特征，苏联和华约军事集团的解体则把这个时代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亚洲国家普遍崛起：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引人注目；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自20世纪20年代后再次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并一跃成为地区性的大国。一时间，关于和平的乐观情绪自20世纪20年代后再次感染人们，并由此把已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由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引发的“间歇”现象，认定为现时代的“主题”。[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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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30 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峰来把握现时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类认识又进入了历史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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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32 三　21世纪：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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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34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6]但与30年代的苏联不同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地介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资本的竞争。这样，20世纪下半叶在同一个（在苏联时期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两个）国际市场便出现两个政治目标对立的竞争者，一个是利用市场，发展自己，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国际上—作为国内目标的延续—就是：改变国际市场中以南北差距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并通过这种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则力图维护以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保证有利于资本中心国的平均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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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36 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内部讲话中告诫我党的高级干部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7]在外交场合，他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8]邓小平对现时代的发展前景提出冷静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仗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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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38 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邓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10]，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1]的和平时期，邓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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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40 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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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42 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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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44 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这更使人们对21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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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46 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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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48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部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12]关于在中国东大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问题”的强硬看法，[13]如果这一部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14]：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就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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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50 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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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52 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以由联合国组织及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90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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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54 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5]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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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56 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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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58 苏联解体以来，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中亚五国所独有的北隔俄国东临中国的地理位置及仅次于中东的油气资源，很快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在其制定的新的中亚战略中，把该地区列入应特别关注的“战略利益地区”，努力使之成为21世纪美国可以控制的新的能源基地。1997年年底美国又开始把外交的重心转向南亚。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1997年11月访问南亚和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南亚进行正式访问，标志着美国对南亚外交出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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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60 一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中东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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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62 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都是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量三分之二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西线是由波斯湾经红海、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航海线；东线是由波斯湾经科伦坡、马六甲海峡、马尼拉、关岛、夏威夷到美国的太平洋航海线。只要观察一下20世纪美国历次重大外交举动，基本都是沿着这两条线索展开的；反之，都不会引起美国外交太多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华北长驱直入，对此美国坐视不管。一旦日军靠近上海，美国才认真起来；两伊战争中，只要伊拉克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美国就慷慨资助。然而，一旦伊军掉头南下，那就遭到美国“沙漠风暴”行动的打击。海湾战争前，美国外交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对中东石油实现直接控制，而美国在中东“首要国家安全利益”是海湾的石油利益。1992年2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美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在中东历史上美国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邀请”下，堂而皇之地向海湾开进了50万军队，并用打退伊拉克军队同时又保留萨达姆政权的策略，达到了使美军长期“应邀”驻扎海湾的战略目的。20世纪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距中东及中亚石油国四周及石油运输线两侧的国家越近越好，因为这便于他们控制；离此之外的国家越远越好，因为这可使他们在巨石般相互摩擦挤压掣肘中无力他顾。恰好近代以来的世界地理政治就是沿这条线索发展和布局的：在欧洲大陆是德法俄间的掣肘；在中东西亚及南亚，是两伊及印巴间的掣肘。90年代，英美等西方国家又通过促成苏联解体的方法，把它们的宿敌俄国版图远远地推向北方，在俄国和中东石油国间，出现了一片细碎的中小国家。这个原理也可以说明，巴拿马、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科威特及新近独立的厄立特里亚等小国得以脱离大国母体并能在大国眼皮底下长期存在的原因。长期以来英美就是通过所谓“巴尔干方式”制造小国，并通过玩弄平衡游戏大获其利。目前，在中东和中亚周围除中国外，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这样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将很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些国家的目标所在。在把俄国推向北方之后，再在中国和中亚中东石油国之间设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这样的政治屏障，这在西方一些政治家看来，符合他们永久控制中东中亚石油的战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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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64 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如利剑南插印度洋，逼视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侧门”。因此印巴两国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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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66 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全球霸权，南亚地位在大国利益交汇中骤然上升。1971年，苏联和印度签订了带有明显军事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条约》；1955～1979年，巴基斯坦曾是由美国操纵的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参加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成员。这种大国利益交叉冲突到1979年年底由苏联侵略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美巴关系也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美国国务卿黑格，分别在1980和1981年访巴后得到全面加强。美对巴在物资道义上给予全力支持，成功地阻止了苏联实现对阿富汗军事占领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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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68 冷战结束初，从苏联解体产生的混乱中诞生的俄国，正处在政治经济过渡的阵痛期，此时美国外交似乎是一个没有对手的外交，就连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美国将根据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战略。在这一段时间里，南亚和中亚在大国外交中的地位显然是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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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70 二　90年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意在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和中国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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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91172 到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打垮，中国又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趋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阻止世界多极化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顾俄国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北约东扩计划，于1997年7月举行的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为首批接纳国；在亚洲地区，美国大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利用人为制造的东北亚紧张空气，不顾中国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反对，重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针对“周边事态”美日军事合作的范围。这对台海两岸的统一及东亚地区的稳定，形成真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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