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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由沿海地区起步，然后再转向内地继而向海外扩展，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反，发达地区长期过度集中于沿海城市，则是资本外围国家依附型经济的一般特征。中央已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发展的重点日益向中国西部地区倾斜。近些年，尤其在基础产业上，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导向是明显的：建设了京九铁路、三峡与小浪底工程、喀什—库尔勒铁路、塔里木油田等。这里应当及时提醒的是：我们应预见到三线建设的遗产在今后中国经济西进中可能再现的战略价值。如果我们完全忽视和抛弃了这份遗产，那么，未来在中国经济西进的道路上，还得耗费巨资再次重建大量基础设施与骨干企业，从而造成很大的浪费。鉴于国际政治形势的上述变化，中国经济西进的进度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安全，已有了迫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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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充分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从地缘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参与中亚和中东地区石油开发的深远意义。久拖不决的阿富汗内战已给周边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影响了美国中亚战略利益的尽早实现。美国也急于建成经阿富汗连接中亚和波斯湾的石油输出管道。我国应利用阿富汗内战久拖不决的时机，在积极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以低风险、大市场的优势，抢在美国之前，把中亚石油出口的兴趣较持久地引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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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把中亚国家石油出口兴趣持续引向东亚，不仅符合中国也符合日本和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建设从中亚经中国大陆直抵东亚的石油进口线路有利于日本避免对海上运输线的过分依赖。1997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的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埃克森石油公司计划联手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8000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输送管道工程。它西起土库曼，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横贯中国北方，最后一直抵达日本。一路汇集了土、乌、哈三国和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集中向东亚地区输送。预计耗资220亿美元，估计从土库曼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那一段管道需要120亿美元投资；然后，能源管道将从海下通日本，约需100亿美元。筹划这一巨大工程的原因是到2010年，日本对天然气需求将翻一番。这条管道如果建成，对中国和日本及东北亚地区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因此，我国在这方面应积极培育东北亚共同利益生长点，推进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在开发中亚石油问题上形成东北亚的区域性国际合作，以争取日韩对我国西部安全与稳定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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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美苏三国博弈及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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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内政外交最困难的一年，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战略能力发挥极为杰出的一年。面对来自东南、西南和西北三面“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险恶环境，毛泽东同志举重若轻，敢于亮剑，也善于亮剑，用力不多，却有效地震退了周边所有明火执仗的反华势力，一举打开外交难局。今天中国正在经历自毛泽东时代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崛起，这必然再次招致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新的围攻。因此，研究并总结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三大国博弈及其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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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雪压冬云：20世纪60年代中国内政外交遇到巨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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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中国国内经济发生严重的困难。粮食，1960年是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1030亿斤，低于1952年的水平；棉花生产1960年是1600万担，比1957年的3280万担减少1680万担，钢的生产1960年虽然达到1860万吨，比1957年的530万吨增加了1330万吨，但到1961年很快下降到870万吨，比1960年减少990万吨。工农业经济困难加重了市场供应紧缺。粮食消费1957年全国人均406斤，1960年降为372斤，减少34斤。棉布、针织品的消费量也明显下降。吃、穿、用物资均感不足，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约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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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621亿元，比上年下降31％。其中，工业总产值1062亿元，比上年下降38.2％；农业总产值559亿元，比上年下降2.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870万吨，比上年下降53.2％；煤，27800万吨，比上年下降30％；发电量，480亿度，比上年下降19.2％。粮食，14750万吨，比上年增长2.8％；棉花，80万吨，比上年下降24.7％；油料，181.4万吨，比上年下降6.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27.42亿元，比上年下降6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7.7亿元，比上年下降12.8％。国家财政总收入356.1亿元，总支出367亿元，赤字10.9亿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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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中国农业形势略有好转。当年工农业总产值150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下降10.1％。其中，工业总产值920亿元，比上年下降16.6％；农业总产值584亿元，比上年增长6.2％。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钢，667万吨，比上年下降23.3％；煤，22000万吨，比上年下降20.9％；发电量，458亿度，比上年下降4.6％；粮食，16000万吨，比上年增长8.5％；棉花，75万吨，比上年下降6.2％；油料，200.3万吨，比上年增长10.5％。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1.26亿元，比上年下降44.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04亿元，比上年下降0.6％。国家财政总收入313.6亿元，总支出305.3亿元，结余8.3亿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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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生活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在这些省份中，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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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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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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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月3日至21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美国度假期间会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杜勒斯。1月27日至2月5日，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与此同时，中印边境军事摩擦日增。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15日，赫鲁晓夫访美，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两党两国关系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采购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20日，印度军队又从南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2]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3]中华人民共和国遇到“万花纷谢一时稀”[24]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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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方面，1962年，新中国周边也是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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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方面，1962年4月21日、30日，中国政府先后两次照会印度政府，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新的军事据点。5月11日至28日，印度军队不断入侵中国西藏西部地区和东部朗久地区，并在中国境内增设军事据点。中国政府于11日、19日、28日照会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2日，中国政府就印度军队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河谷地区，并向中国边防哨所发动武装攻击一事，向印度提出强烈抗议。9月13日至27日，印度军队又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西藏扯东地区设立军事据点，并不断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9月21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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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方面，美澳新条约组织在堪培拉举行部长理事会，决定出兵泰国，以对越南和老挝施加军事压力。5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命令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前往泰国。与之配合，台湾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反攻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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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方面，4月至5月间，苏联也利用中国国内经济的困难形势，通过其驻在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迁至苏联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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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迫使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中国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斗争，尤其是西南方向的军事自卫反击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决定自4月气候好转后，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另外，根据中央指示，中国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治委员吕义山等组成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治委员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在拉萨指挥所主持工作。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以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负责的西段指挥部。面对印度的咄咄攻势，西南战争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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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毛泽东东南明修“栈道”，美即对蒋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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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西线自卫战胜利，中共中央在东南台海一带增兵布防。毛泽东这一仅用于声东击西的军事调动立即使美国紧张，认为它是“自朝鲜战争以来此种类型最大规模的军事调动”。[25]1962年6月18日，情报和研究局局长希尔斯曼就“中共的军队调动”写给国务卿腊斯克的报告要求国务卿“严肃看待中共的意图”，认为“不能排除中共正为突然地竭尽全力地夺取金门或马祖，或两者兼而有之而做准备，大概使用他们在1958年所没有的装备”。[26]同时报告认为这会再次加剧美蒋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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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共在金门和马祖对面的军事集结不仅使沿海岛屿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图问题成为重点。一次美国与中国国民党利益的直接冲突似乎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中共进攻，美国将面临来自蒋、他在东南亚的朋友以及他在美国这里的朋友的压力，他们要求美国参与保卫这些岛屿。这将立即要求对这种进攻是否是进攻福摩萨的起始行动的问题做出决定，正如在《福摩萨决议》中所详细说明的那样，而蒋无疑会将各类意在表明是这样一种进攻的“情报”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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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共实际没有进攻，但制造了一种1958年式的政治—军事危机，局势只是稍微好些。蒋的要求将会是紧迫的，而如果美国的支持不是随要随到的，这些要求无疑将会变得公开而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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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有重要的动机去恶化美国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开始这样做。另一方面，蒋一直把使美国参与重新征服大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目标之一。一旦中共就位了，蒋可能挑起一次进攻，或以其他方式采取主动为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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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北平的军队完全就位，主动权就似乎掌握在中国人手里，或者共产党，或者国民党。如果有必要采取预防性的或干预性的行动以捍卫美国的利益，那么，似乎只是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这种行动才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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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来看，毛泽东布兵东南只是为西南军事斗争准备而做的“虚晃”动作。6月19日，也就是接到希尔斯曼的报告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致电驻台“大使”，“尽早约见”蒋介石，提醒他：“中共军队在福建大规模集结的迹象”，这便“存在非常现实的可能性：中共意欲对一些岛屿发动全面进攻”；同时也要求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政府不能以中华民国政府官员发表的任何公开声明、或以中华民国政府的任何行动给这种进攻提供任何借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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