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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自北向南的军事围堵，美国拼凑的从东、南、西三面封锁中国的各式条约组织则是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双重遏制。在这铁桶似的“包围”中，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干涉、分离、制造动乱等政策，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如果说前两种是用于遏制中国的两条主要战线，那么后者属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条战线，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国配合东亚战场从西面侧翼牵制中国的重要举动。但20世纪美国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结局告诉人们：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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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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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官员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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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86]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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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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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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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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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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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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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首先，共产党控制的西藏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88]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89]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并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90]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如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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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在拉萨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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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92]。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93]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94]。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95]，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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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97]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98]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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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1日，美国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开始试探向印度提出“美国和/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并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100]3月8日，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不断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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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102]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达了“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103]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104]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105]10月31日，亨德森会见印度外长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准备撤回在拉萨的印度代表团，尼赫鲁指示“给在印藏边界西藏一边向西藏军官提供军事训练的印度官员”，“继续他们的工作”；同时也告诉亨德森：“目前美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行动会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机会重新指责大国对西藏不怀好意，让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对西藏的进攻在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诉亨德森：“即使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分裂，也显然来自事件的推动，不是来自外部大国的帮助。”[106]11月3日，亨德森拜见尼赫鲁“希望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鲁再次明确告诉他：“美国现在什么都不做，少说一些话是最有帮助的事情。”[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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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的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三分之二，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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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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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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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并未至此放弃颠覆新中国的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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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同时，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现在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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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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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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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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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109]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110]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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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112]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此决定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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