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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来出一张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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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斯大林心中一定想到的是1905年俄国因西伯利亚运输缓慢而导致俄国与日本在远东战争中的战败。1942年10月15日，斯大林曾向到访的英美客人（艾登和哈里曼）就远东作战准备介绍情况时说：“第一次俄日战争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过能力是每昼夜6对列车。当时的沙皇部长库罗帕特金曾为铁路通行能力增加到7对而祈祷。”[219]而此时，苏联再次远赴远东对日作战，兵源和资源的运输仍面临巨大的压力。据苏联方面估算，当时“西伯利亚铁路的通行能力是一昼夜36对列车，其中有10对必须用于满足经济需要。根据粗略估算，大约需要通过1000组列车才能在远东与日本兵力持平，或是稍有优势”。此外，“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无法运送35～40个师的给养，苏联还必须在远东建立起3～4个月的储备。”因此，实现对日作战计划“需要两个半月到三个月”。[220]为了保障这条铁路不被日本人拦腰切断，1939年苏联还与日本在诺门坎厮杀了三个多月，付出3000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显然，西伯利亚铁路对此时和未来苏联命运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此外，斯大林后来告诉蒋经国，据宋子文对哈里曼的转述，苏联计划“在以后的五十年期间使西伯利亚工业化”，而“满洲工业产品对实行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可少的，否则西伯利亚工业化是不能完成的”。[221]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争、1941年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以及1905年和1945年俄罗斯人与日本交往的经验告诉斯大林，没有西伯利亚就没有俄国，没有西伯利亚工业化，俄国就守不住远东的利益，而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就不会有西伯利亚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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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斯大林明白，外蒙独立就会在中国北方胸膛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有了这个口子，西可包抄新疆，东可控制东北，如果条件成熟还可促成这两个地区与中国的进一步分离—1949年2月4日，斯大林就委托米高扬转告毛泽东：“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222]；更有甚者，如果中国若有不从，还可从外蒙古以最近的距离直插中国政治心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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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蒋经国的外交经验还成熟不到能体会出斯大林话的含义，他甚至不知道斯大林在说什么。他告诉斯大林：“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223]斯大林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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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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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225]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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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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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句却是斯大林情急中直接说出的心里话，也道出了斯大林战后对华政策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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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乔巴山一行，斯大林举杯致辞说：“为蒙古的领导人，为蒙古的独立干杯。”[227]这是变相在蒙古问题上给宋子文施压。晚23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三次会谈，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的授权后答复斯大林：中国可予以外蒙以高度自治，说这符合雅尔塔协定“保持外蒙现状”的精神。斯大林坚持：今天的外蒙古事实上是一个“人民共和国”，所谓现状，就意味着独立。双方争吵，致使斯大林两次说：谈判到此为止吧！两天后，在第四次会谈中，宋子文再次得到蒋介石授权，同意外蒙独立，但“交换条件”是：保持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不再支持新疆“匪乱”。斯大林对此表示欢迎，立即同意蒋介石的要求。[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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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每次与斯大林谈话后，总是“逐日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内容通知哈里曼”[229]。哈里曼埋怨说：“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地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230]哈里曼知道，失去中东铁路的控制权，中国也就失去了东三省的主权。这时的宋子文其实也顾不上这些了，这些也正是斯大林同意支持蒋介石政权而又没有明说的交换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斯大林前面的承诺是不会兑现的。7月11日，斯大林同宋子文举行第五次会谈，中方全面满足了斯大林的要求。中苏第一轮会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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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中华民国新外长王世杰在蒋经国随同下再赴莫斯科。当天宋子文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关于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问题，双方均无异议。在外蒙古边界问题上，中方让步同意“外蒙以现在边疆为界”。双方另就中长铁路、旅大港的经营和管理达成协议。苏联政府还同意只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干涉新疆事务，尊重中国对东北三省领土的主权完整。中苏于8月14日达成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31]。据美国国务院事后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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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换文时，苏联允诺把在精神上和军事上的全部援助给予“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国民政府”，并承认中国在满洲的主权；中国同意在战败日本后，如果经公民投票表决，根据外蒙古人民的愿望，将承认外蒙古独立。协定中关于大连的问题，使中国宣布为“自由港”，对各国商业和航运开放，并规定由中国管理该港，但以该港设备的一半，免费租借苏联使用，这一点规定超过了雅尔塔协定。此协定实际上并未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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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中关于旅顺口，规定该地区由两国海军共同使用，并将该区域的界限扩大，虽然尚不及苏联所希望的1904年以前的界限，唯已超过美国所希望的界限。[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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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哈里曼回忆说：“总的说来，宋博士办成了他认为重要的大部分事情。全世界都欢呼这个协议。”[233]在获得美苏支持后，蒋介石在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当天（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去重庆，称“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234]。这时已从蒋手中获得外蒙和东北利益的斯大林也与蒋介石前后脚地于8月20日、24日两次致电毛泽东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希望毛泽东赴重庆和谈，并担保毛泽东赴渝之安全。[235]美国驻苏大使馆9月10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说：“由于俄国的保证，中共讨价还价的地位和企图获得军事支持的基础无疑地大受削弱。”[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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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1945年8月苏联与蒋介石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后的中共真正碰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艰难形势；此时的中国，在苏美的合谋和蒋介石的出卖下只剩下一个“主权”空壳。中国事实上已遭到美国和苏联的南北分割。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237]事后多年逐渐披露出来的档案文献也证实了毛泽东的话并不是情绪的宣泄。在整理俄罗斯解禁档案文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沈志华教授证实：“实际上，苏联也正是从1948年夏天以后才开始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在目前为止披露的俄国档案文件中，没有发现苏联在此之前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的证据。”[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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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即使苏联与美国这时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也是在特定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初美国希望中国主权保持完整的原因是当时美国不够强大，[239]当时中国的分裂只能对欧洲列强有益，而美国不会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而20世纪苏联与美国留给中国的“主权”空壳，则是苏联和美国想利用由他们主导的中国统一的政府将英国排除在外，用斯大林的话说就是“美国是唯一拥有资本和人才，在紧接着战事结束的这个时期内，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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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英国已迅速衰落，因此，它只有从中国的完全分裂中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丘吉尔早在1942年10月21日在致艾登的信中，明白无误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至于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在美国想搞掉不列颠的海外企图中，它肯定会因此买到一张选票。”[241]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戴维斯早在1939年9月就把英国的对华政策概括为“防止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削弱俄国（在华）力量”。[242]赫尔利来华后不久，也怀疑英国在中国的一些活动，他在1943年11月3日和英国驻华大使会谈后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迹象表明英国军事援助团的唯一目的是提高英国的战后地位”，“正在破坏美国促进团结的意图，从而企图使中国保持衰弱和分裂”。1944年11月间，英国驻华大使又在拜访赫尔利时谈道，“企图使中国的军事机构统一起来，可能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中国过去作为一个分裂的国家一直过得蛮好；促使其不和也许是一个好的见解，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英国大使说：“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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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18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呈给总统杜鲁门关于赫尔利同丘吉尔和艾登的谈话备忘录。赫尔利电告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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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艾登同意支持美国为统一中国境内的一切抗日部队和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但是，丘吉尔把美国对中国的长远政策污辱为“伟大的美国幻想”，他不赞成美国为了稳定它自己在中国的军事地位而从缅甸和印度撤出物资。在提到香港时，他宣称英帝国不准备放弃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英国不受大西洋宪章条款的约束。[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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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斯大林和罗斯福何尝不知中国统一的后果，斯大林就明确告诉蒋经国：“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45]斯大林和罗斯福为了排斥英国需要为中国留一个“主权”空壳（实质上就是半殖民地），这有利于操纵中国排除欧洲的在华利益，实现苏美利益的最大化。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对此看得透彻，他就斯大林1945年4月15日接见赫尔利并作出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承诺，写给哈里曼和国务院的报告给杜鲁门留下深刻的记忆。据杜鲁门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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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南并不怀疑（赫尔利）所引述的斯大林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这些话对俄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斯大林准备接受统一中国军队和统一中国的原则，因为他知道这些条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才能实行。斯大林也准备同意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主张，因为对他来说，一个自由的中国，意味着除俄国的影响外其他国家的影响要降到最低限度。凯南深信，俄国政策的目的仍然是尽最少的责任而取得最大的权益，并将在各个不同的地区施用压力。[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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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看透了斯大林，但此时美国人的在华目的与斯大林比只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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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国和苏联利用蒋介石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中国人民的实质性抵制，同样，这种抵制又招致苏美联手对国共两党统一力量实施的更大的压力。具体表现是美国限制蒋介石全面“剿共”政策，而另一面斯大林则劝中共走法共道路，放下武器，成为议会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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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蒋介石公开致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8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接受日军投降的“一号命令”，规定除中国东北的日军向苏联军队投降外，其他所有在中国和越南十七度线以北的日本军队，均向蒋介石投降。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据杜鲁门判断，“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247]魏德迈在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的电报中说：“在中国战区内接受大量日本军队的投降，并维护日本占领区目前的法律和秩序的问题，取决于迅速地把中央政府的军队调往各战略地区。”[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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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的“出山”让斯大林欢欣鼓舞。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面对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斯大林重申苏联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249]，并为美对华政策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地作着政策申辩，斯大林在会见结束时对贝尔纳斯感叹道：“如果有什么人能解决（中国）这个形势的话，那就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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