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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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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并不反对中国和美国建立关系，因为美国也可能帮助中国作经济上的建设，但是，希望你们千万不能信赖他。[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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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话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要求蒋介石实际承认并绝对保证从新疆到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二是不反对蒋介石接受美国在经济上的帮助，但坚决反对美国军事介入中国事务，即“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第三，希望蒋介石在政治上“千万不要信赖”美国。言下之意，苏联是值得蒋介石信赖的国家。据宋子文在向哈利曼逐日汇报中说：当斯大林说他要做中国的朋友时，宋子文回答说：中国的政策就是要和苏联、美国都是友好的。斯大林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你们要么和我们在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这就是说，国民党中国必须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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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风云突变的世界形势是由丘吉尔“铁幕演说”开始的，而在中国则是美苏在国共之间“调停”不成的情况下，斯大林与马歇尔再度将分割欧洲的方式十分默契地应用于中国，将中国推向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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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3日，蒋经国再次访苏，斯大林在会谈中再次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并再次绵里藏针地强调：“如果中国同意奉行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会反对，但苏联政府不要求中国开放任何门户。”[261]这是在威胁蒋介石，意思是：你如果真要倒向美国，我不反对，但你别将美国引入我的即从新疆到东三省的势力范围。临别时，斯大林还特托蒋经国转交蒋介石私人信件[262]，试探蒋对苏的态度。信不长，但话软中带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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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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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0日，贵公子蒋经国先生面交我一封您盛情的来信，谨向您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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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的会谈涉及一系列苏中关系问题和其他一些中苏两国感兴趣的问题。我希望我们两国关系将按照苏中条约发展，今后我将经常注意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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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莫斯科结束的三国外长会议[263]已取得有益的结果，应当特别指出：此次会议有助于解决对中苏两国均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战后远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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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帅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良好的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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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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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4日于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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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丘吉尔应邀访美。3月5日，他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市，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丘吉尔在演说中公开攻击苏联“扩张”，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苏联对“铁幕”以东的中欧、东欧国家进行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对苏联的扩张，不能采取“绥靖政策”。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应担负起未来的责任。主张英、美结成同盟，英语民族联合起来，制止苏联的“侵略”。3月6日夜间，斯大林就得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报送的讲话内容。[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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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踵而至的事件加重了斯大林对苏联战后安全环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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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9日，伊朗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提前撤出伊朗。8月2日苏美英三国在柏林签订《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第十四款规定“盟国军队应立即从德黑兰撤退”[265]，美英表示将于1946年年初撤出在伊朗的军队，苏联则在有意拖延的同时积极支持亲苏的阿塞拜疆左翼力量发动起义，于12月12日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共产国际活动家比雪华里出任总理。三天后（12月15日），西阿塞拜疆的库尔德民主党的领袖们“当着许多苏联军官的面”[266]宣布脱离阿塞拜疆成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伊朗政府动用军队进行干预遭苏联驻军阻拦。1946年1月19日，伊朗将撤军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3月2日，美英撤出在伊朗的部队。苏联陷于被动。4月23日，在苏联扶持下成立的两个左翼政权签订了军事和友好同盟条约。英美对苏联军队在伊朗滞留提出抗议并使安理会重新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威胁要“使用军事力量”迫使苏联撤军，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267]面对苏美冲突一触即发的形势，这时的斯大林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迅速抛弃自己刚刚扶起的两个“共和国”，于3月26日宣布同意在六个星期内撤军，条件是安理会不再讨论伊朗问题。4月4日，苏联和伊朗达成协议，苏联在协议第一条中同意“红军撤出伊朗”，由此换来第二条规定，即“成立苏伊石油公司，伊朗议会必须在3月24日以后六个星期以内批准公司章程”。至于伊朗与那两个由苏联刚刚扶持起来的“共和国”的关系，协议则规定：“伊朗政府和阿塞拜疆直接进行谈判”。[268]5月，苏联从伊朗撤军。美英立即支持伊朗政府军开进阿塞拜疆地区，比华雪里判断苏联不会坐视不管，其大量援助也将迅速到达，遂下令进行抵抗，结果他们在苏联的冷漠中生生遭到有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府军的残酷镇压。法国历史学家迪罗塞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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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共产党政府崩溃了。许多部长被逮捕，并立即枪决。比雪华里逃到巴库，但过了不久因发生意外事故丧生。库尔德运动就这样被压下去了。很难解释这一次苏联为什么袖手旁观。也许是希望这样有助于伊朗批准石油协定。[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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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斯大林的“出卖”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回报。1947年10月22日，伊朗议会拒绝批准伊朗与苏联签订的石油协定。1948年2月17日，伊朗议会却批准美国与伊朗签订的军需品供应的协定。“苏联赔了夫人又折兵，在这次危机中几乎一无所获。”[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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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干地区的，依靠自己力量已接近取得全国政权的希腊共产党也同样因没有得到苏联支持而功败垂成并遭残酷镇压。当时希腊共产党在希腊已造成了1912年列宁在《巴塞尔宣言》中所指出的那种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形势[271]，发动民主民族革命，希腊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4年解放全国。同年10月，希腊流亡政府在英军护送下回到雅典。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丘吉尔来到莫斯科求助于斯大林并得到与当年《巴塞尔宣言》精神完全相反并曾为列宁激烈谴责的“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丘吉尔得到这个承诺后，即对希腊共产党大开杀戒，12月初，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和总罢工，遭到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的武装镇压。随后，英军与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2月12日民族解放阵线同政府签订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希腊人民解放军被解散，武器交给了政府机关。1946年2月13日，希腊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决定重新开展武装斗争，到1947年已控制了除雅典和萨洛尼卡等大城市以外的大部分地区。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按照斯大林与丘吉尔的战时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此时，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1947年11月美希联合参谋部成立，以范弗里特为首的250多名美国军官组成了援助希腊顾问团。到1949年希腊政府军计有18万人，且装备精良，武器先进，还有空军和海军的大力支援，而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则缺乏粮食、弹药，也没有得到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终被镇压，不得不将游击队撤入阿尔巴尼亚境内，希腊内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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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希腊共产党全军覆没的命运，其实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斯大林的“百分比协议”中就确定了。希腊共产党和伊朗左翼力量的命运差别仅在于，前者“交易”发生在事前，后者则发生在事后。这样的结局，不能不对包括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内的英美势力是一个鼓舞，同时也让包括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国际共产主义力量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所警惕，这大概也是后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等抵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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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2日，南斯拉夫联邦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表示愿意承担原南政府同美国所订条约的义务。美国政府据此于4月18日宣布承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政府。这使斯大林隐约感到对俄战略地位有重要意义的巴尔干有了脱离苏联的危机。在远东地区，也是最现实的因素是，中共在接收东北于4月19日占领长春后，却又于5月在四平守卫战中—尽管有苏联在物资方面的大力支援—严重失利，以至不得不放弃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四平。这大大动摇了斯大林对毛泽东（是否有能力守住苏联在东北的利益）的信心[272]并加剧了斯大林在蒋经国回国后对蒋介石倒向苏联的期盼心情。从蒋经国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是非常急迫的。蒋经国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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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洽请父亲与斯大林会晤一事，经过情形是这样的。三十五年（1946年）五月中旬[273]，一位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武官，名叫罗逊[274]的，声言有事，到处找我。我当时就约期同他会面，一见面，他就说：“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说：“到北平去了。”他说：“这几天是我一生最着急的日子，到处找你，都没找到。”他同时拿出一个电报来给我看，内容是说：“苏联政府欢迎蒋委员长到莫斯科去，同斯大林元帅见面；倘使蒋委员长认为在莫斯科见面不妥当，斯大林同意指定苏联国境以内的任何地方见面。”我立即回答他说：“我要当面报告委员长。”他说：“你报告以后，委员长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答复，请你马上告诉我！”他说话时态度非常焦急。我回来报告父亲之后，父亲说：“慢慢答复他。”当天罗逊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竟一连打了七次电话给我，催问这事，当他打第七次的电话时，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轻松的口吻推托说：“朋友！我要睡觉了，明天再谈好不好？”他说：“到底委员长怎样呢？”我说：“委员长还没有说什么。”到了第二天，父亲召我去，并指示我说：“你去告诉罗逊，几个月之内，我很忙，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土。”父亲又指示我说：“关于这种事，你就答复他这几句好了，不必多说。”我奉命后，就直接去找罗逊，遵照父亲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几句话，告诉了他。他说：“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我回答说：“再没有别的话。”事实的经过，就是如此。[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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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及发生在伊朗和希腊的有利于西方的形势变化，也影响着同期的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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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经过权衡后，下决心放弃苏联迅速倒向美国并得到美国的呼应。[276]1946年6月28日，美国政府批准新的军事援助蒋介石的协定，延长对其租借法案期限。8月30日，蒋介石同美国政府又签订《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根据合约，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廉价出售军用物资；11月4日和12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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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铁托刚与美国建交后的两个月，蒋介石又突然采取向美国“一边倒”政策，丘吉尔“铁幕”讲演后在欧洲和远东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变严重挫伤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期盼，自1927年“四一二”后，斯大林再次体会到了蒋介石翻脸不认人的政客做派。作为报复，斯大林迅速调整原来的支持国民党接收东三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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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苏联军代表尼德涅夫中将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莫斯科的重要建议，这一建议经八路军晋绥军区转告延安：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反对苏军进入东北三省以外的地区，他们必须撤退出目前占领的察绥地区。因此，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他们不久后将要撤出的东北地区。这位将军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中共同苏联和外蒙之间的交通，以免将来国民党军队占领这些地区会再度切断双方的联系。尼德涅夫将军表示，八路军务必全力控制这些地区，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地提供武器；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军队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但条件是“战略重心千万不能南移”。[277]几乎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直接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根据莫斯科的意见，中共应当“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线，防蒋进攻”。[278]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早在重庆谈判期间就作出了战略重心整个向北移，“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决策。1945年9月19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开会，并取得当时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赞同，向全党发出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279]的指示。与此相应，中央要求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集中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接替江苏、山东中共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准备抵抗国民党在南线的进攻，掩护中央扩大和巩固东北根据地战略。[280]“当国民党部队北出山海关时，我已拥有大军20多万人。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先机进入东北的战略部署”。[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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