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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诚地希望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阁下的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以期促成我们共同宣布的目标。[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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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读后给人的感觉似乎是杜鲁门在给蒋介石下逐客令，意即如不能“在最近的将来”停止内战，美不仅将重新考虑对华援助，而且美国不惜“换马”也要达到“停战”的目的。[327]此时，杜鲁门“停战”的潜台词与马歇尔一样，就是让蒋介石放弃东北，与共产党以长城为界形成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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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蒋介石再次要求军队“国家化”，8月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蒋介石在8月30日日记中痛心疾首地称：“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其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328]但生气归生气，美国的支持还是不能丢。为了赢得美国的支持，11月4日，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连同与美国签订的其他条约，据司徒雷登说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329]美国《世界报道》杂志披露，蒋介石在获得美国剩余物资之后不久，“已允许美国军舰在30年内可以在中国沿海船坞中修理”。[330]美国军舰可以据此自由出入、使用并实际占领中国的一切港口。8月31日，蒋介石又与陈纳德订立合同，授权其组织空运队在中国各地任意飞行。[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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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好美国后，11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解放区的张家口。12月1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回答蒋提出的“一旦争取共产党合作的努力最终失败，该怎么办”的问题时，马歇尔直告蒋介石，他坚信“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共产党问题，因为长此以往，不久就会使国家陷入财政困境”[332]。言下之意，就是你再与共产党打下去，将得不到美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地说，据他的经验，只要政府占优势，俄国就会基于现实而不援助中共—尤其鉴于现在俄国全神贯注于其西部边境问题。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他自信在今后9～10个月内可以粉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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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蒋介石的不妥协，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退出中国内战的“调停”。杜鲁门哀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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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年初，马歇尔将军是承认失败了。他说两方面都不愿意执行协议。蒋介石没有倾听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的忠告，他是输给共产党了。[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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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杜鲁门这是借酒说胡话。明眼人—比如北面的斯大林—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335]。如果这句话稍改一下就是：蒋介石如果听了马歇尔的话，中国倒也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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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北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在华美国人都像马歇尔那样只站在美国立场考虑中国问题。蒋介石坚持军事占领东北，除了国共内战的因素外，还有地缘政治的考虑。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并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336]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拉铁摩尔告诉这位大使，“他同蒋介石讨论过东北问题，他只好说服他不要放弃东北，不要‘注销’东北，而设法使东北与中国重新统一。”[337]蒋介石不听马歇尔“建议”，坚持占领东北大概就是听了拉铁摩尔“不要放弃东北”忠言后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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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蒋介石率先打破国内“冷战”僵局。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山东解放区。3月19日，占领延安。由此，国共两军全线开战。至年底，中国共产党军队共歼敌75万人。从此改变了中国战场形势，共产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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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这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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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败退，再次给美国在中国推行导致中国南北分治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换马”的机会。美国准备物色在中国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取代多少还有点“半独立性”的蒋介石。1946年10月11日蒋介石攻占石家庄后的第二天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国民大会开幕。12月25日大会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但围绕副总统一职，各派争夺激烈。其中李宗仁的实力最强。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汇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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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越来越感到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甚至委员长也了解到老的办法不行，需要新的方法。我们认为，现在他们正诚恳地寻求有效的新方法，但还没有找到这种药方。似乎对于采取走向和平的积极行动，每个人都希望由他人发起。那些处于能影响委员长采取积极和有效措施的地位的人怕冒犯委员长，因而不愿提出他们的改革主张。他周围需要更勇敢的顾问，也许改组后的政府能应他之需。[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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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3月31日）在同一批呈送报告中[340]，司徒雷登还向马歇尔提交了两份对比鲜明的报告。一份是蒋介石的“主要动向摘要”，总意是蒋派“独立于美国”的立场，他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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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歇尔离华到魏德迈使华：军队的同志感到兴高采烈，因为这一时期美国的影响缩小了，被人们认为是强烈亲美的宋氏家族的影响也缩小了。这些军队同志除了上面提到的陈诚和胡宗南外，还包括于志石（中华民国政府军事事务局局长）和顾祝同（中国陆军司令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在德国受过教育的人。[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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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美国有“独立于美国”感情的人士中，就是没有李宗仁。在同批报告中，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递上李宗仁宴请他并向司徒雷登表白的政策主张。结合上面两份报告，此份报告让人读起来大有一种司徒雷登向马歇尔“隆重推荐”亲美才俊的感觉。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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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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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蒋介石）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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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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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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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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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的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密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344]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345]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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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4月29日），李宗仁就被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346]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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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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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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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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