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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驻中华民国大使柯克致肯尼迪总统备忘录”（1963年3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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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会议记录稿”（1963年9月1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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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同上书，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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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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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962年9月6日，柯克与蒋介石会谈中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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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邦迪致莱特”（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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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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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参谋长联席会议致麦克纳马拉备忘录”（1965年11月16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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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4年9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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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腊斯克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无日期），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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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6年3月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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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国务院致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电”（1967年3月16日下午3时43分），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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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詹金斯致罗斯托备忘录”（1968年4月30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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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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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也施用过同样的一纸文章巧脱危局的妙计。1948年10月，蒋介石得到密报：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蒋介石即召集傅作义，并亲自部署，试图“乘冀中兵力空虚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西柏坡”。当时毛泽东已将所有的兵力都调到辽沈和淮海战场，西柏坡几乎是一座“空城”。知道傅作义来袭的消息后，毛泽东即让新华社于10月25、27、30日连续发表由他起草的《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三篇文章。蒋知消息走漏，恐反遭伏击；责怪傅作义“行动迟缓”，遂悄然撤兵。参见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记实》，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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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转引自王宏纬著《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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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4—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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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963年1月8日，毛泽东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草稿中有“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句，此句后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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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转引自熊向辉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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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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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马克思：“奥地利-普鲁士条约—5月29日的议会辩论”（1854年5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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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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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引自毛泽东1963年1月8日发表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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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本文首发于“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zhang-wen-mu/2014_03_02_209577_ 4.shtml；刊发于《马克思主义文摘》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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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三大战役”是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包括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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