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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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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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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哈里曼回忆录》，吴世民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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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洛佐夫斯基就筹备欧洲国家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函”（1941年12月26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6—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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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记录”（1942年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8—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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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的会议记录”（1943年9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2—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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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李维诺夫就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函”（1943年9月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74—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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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迈斯基对“长时期”具体解释说：“我的大约估算是：如果设想苏联需要花费10年左右的时间医治战争带给它的创伤，那么在消除这次战争的条件下我们所应争取的安全与和平的‘长时期’，应为至少30，至多50年。粗略地讲，约为两代人的日子。”“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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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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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迈斯基给莫洛托夫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1944年1月1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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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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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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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印]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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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斯大林同多列士关于战后形势及法共路线问题的谈话”（1944年11月19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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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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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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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同上书，第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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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2—10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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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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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5年12月30日21时）”，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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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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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份文件“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但在这之前，毛泽东基本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没有参与中央决策”（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但结合几个月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一文研读，很难认为毛泽东赞同1946年2月1日这份“指示”中表达的“军队国家化”的精神。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很可能出于尊重此间主持中央工作同志的传统作风，至于其中的问题，可留待后面解决。1946年2月12日，即《指示》发布后的第11天，毛泽东自生病以来第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的整军方案。毛泽东在会上对在中国走法共“阶级合作”道路的思潮婉转提出批评说：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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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319、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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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1月26日），转引自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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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意见冲突并导致两党关系破裂。苏、南两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存在分歧。苏联承认南流亡政府而对南共领导的临时政府不甚支持，未与南共商议与英、美就南斯拉夫有关问题达成协议。战后初期两国摩擦加深。苏共以领导党自居，干涉南内政，要求南照搬苏联模式，南共对此有所抵制。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3—5月，两党交换信件，阐述各自观点。苏共指责南共反苏，背离马列主义，放弃党的领导作用，低估苏联经验，奉行机会主义理论，声称间谍内奸充斥于南党政机构内。南共进行反驳，表示了该党遵循马列主义，学习苏联的榜样，坚持独立自主，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立场。经苏联提议，6月20—28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议，在南共拒绝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严厉抨击南内外政策，宣布将其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的关系。苏联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是苏、南冲突的根本原因。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南，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党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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