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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我有幸引用我和李宗仁元帅（蒋介石北平行营指挥官和副总统候选人）谈话备忘录中如下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部分，国务院也许对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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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晚，李元帅宴请我，并详细讨论了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及有关的事务。他希望能与蒋介石私下会谈，但因为几天前才到这里，他只见到他一次，当时是被邀请与其他候选人进餐，即孙科（立法院院长）和陈诚（蒋介石汉口行营指挥官）。唯一与选举有关的是委员长声明，党没有进一步提名，选举将是公开投票。他认为这给了他一个较好的机会。他描述他参加选举的目的是由于认识到蒋介石需要某种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抵销他（蒋介石）的专横、固执己见，以及总的来说是不民主的方法。他认为能比其他候选人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他能提供服务的最有效的方法。必须以某种方式做这件事，否则目前的政治体制会崩溃。他谈了他长期协助蒋介石最不幸的缺点，即蒋非常执拗和不妥协，后一点是他的优点也是缺点，最严重的缺点是蒋拒绝与其他人讨论问题，固执己见，专断地发布命令。非常愿意承担责任，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和国家的幸福，这一点他做得过度了。蒋应该摆脱他周围的小集团，引进青年人和更进步的人。李宗仁同意我的看法，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说服蒋介石改变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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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的形势，他认为镇压共产党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以太平天国反叛为例，镇压它用了18年。镇压白朗叛首也用了8年。这不能仅靠军事手段，而且要求政治改革。[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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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选择的表态似乎最接近马歇尔的中国方案。4月23日，司徒雷登密报回国即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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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李宗仁的消息来源一再报告说，李宗仁与委员长已经完全决裂。他计划如果竞选副总统失败，便采取某种“行动”，至于是何种行动，则未具体指出。其他资格较低的人士猜测，可能是地方军事反叛的方式。南京四郊大部分是两广军队，我们不知道他们忠于李还是忠于委员长。根据目前的消息，我们认为军事政变虽然可以想象，然而却很渺茫。李宗仁也许会由于认为在委员长那里受到冷遇和国民党机构拒绝他在目前危机中为国效劳而感到失望，于盛怒之下会干出事来。我们认为，如果有行动的话，那也是以后才会发生；也许可能和香港和华南一些意见不和者联合起来，确有李与他们联系密切的迹象。副总统选举或许要到6月24日或25日才能结束。[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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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这一条“莫须有”的消息就足以抓住马歇尔的眼球。但更大的用于赢得马歇尔垂爱的关于李宗仁的报告又摆在马歇尔面前。司徒雷登4月27日密报，李宗仁在竞选中又摆出为和平“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劲头，告诉记者说他“愿意放弃竞选，今日即飞北平”。[344]在此之前，李宗仁已让下属放风，“李将不参加竞选，正计划回到北平去”。[345]这实则是在给马歇尔递话：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谈判，我可一定是您在国共两党间“调停”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和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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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还是李宗仁摸准了马歇尔的心理。两天后（4月29日），李宗仁就被高票选为副总统。这为美国以“换马”压迫蒋介石的政策做好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可能是司徒雷登大学教授的经历，使他对“开明”的李宗仁偏爱有加。[346]5月3日，司徒雷登高兴地向马歇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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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李宗仁将来实际表现如何，他在竞选中成了不满分子和进步分子的象征及核心。这些人对现政府领导失去信心，他们要求新的人选和新的更有效的政策。与丧失信誉缺乏成就的现当权集团相比，李代表着有效政府的要求。在缺乏经验和组织的情况下，他的拥护者向国民党组织挑战并获得胜利。[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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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认为如果李宗仁取代蒋介石，则可以落实马歇尔在中国方案。他在报告结束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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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予以注意的另一派是在香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宣称，委员长从政坛消失指日可待。现在知道该会与宋子文已遥送秋波，这种不相称的结合有时是有用的。该委员会称，近数月来与李宗仁保持着密切联系。如果这些话属实，那么所称的“指日可待”可能是有根据的，在大会中的斗争只是委员长、CC系、黄埔系和李及其合作者的生死斗争的第一回合而已。如果内战和经济恶化继续使目前的不幸发展，李及其合作者似乎的确可获得最后的成功。李或是自愿、或是为形势所迫与共产党达成谅解，这种可能性日益增长。[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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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司徒雷登—似乎在给李宗仁“接班”铺路—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总是“捷报频传”。5月13日，司徒雷登致电马歇尔：“李宗仁的主要顾问甘介侯在最近去北平作短期旅行前的谈话中声明，李和他的追随者正为中国准备一项改革计划”，甘声明，“他们完全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349]5月14日，司徒雷登同时呈报两份报告给马歇尔。一份是说蒋介石“他已经没有能力认识中国最近的发展，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发展、变化”，而“我们认为，以李宗仁为核心的改革运动已达到了不可否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李准备给予必要的领导—表明他的决心，并能博得民众的支持”；“在我们看来，委员长的这种盲目和固执只会意味着他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将被他正要扼杀的那些力量剪除”。[350]另一份则对中国形势发展作出蒋介石可能下台，中国划江而治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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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委员长开始戴上新头衔，由于更民主和进步的措施加强了宪法，这给了他唯一的机会来抵销增长的不满，并领导得到民众支持的反共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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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李宗仁打头阵的运动将公开向委员长挑战，并团结国民党内部的不满分子和有公益精神的非共党分子。蒋可能被允许保持他的新职务，但所有紧急权力则被剥夺。这可以导致与共产党的和谈：（a）一个联合政府；（b）区域分割；（c）在美国的和国际保护下，共产党被承认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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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李副总统都将不能立即有效地阻止中央政府的崩溃。只有地方派首领和共产党成为国内强大的决定性因素。现政府可以退到长江以南，在广东恢复力量，发起另一场革命。[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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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继续推荐李宗仁，他告诉马歇尔，当上副总统的李宗仁怀才不遇，“他曾私下说，他现在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委员长控制着军队、政府的财政和国民党组织”，李宗仁还婉转表达对美国的向往，司徒雷登报告说：“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考虑前往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会比在此地更能有所成就。”[352]两天后，司徒雷登报告马歇尔，说他拜会了蒋介石，当面警告蒋介石：“李宗仁代表的改革运动代表了中国一种不可扑灭的力量。现在正是改革之机，委员长如不作此事，有人会作的。”[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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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司徒雷登借他的秘书傅泾波之口间接地表达要“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以接替蒋介石权力的意见。他告诉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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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对我们说，他仔细地观察了委员长两年，觉察到他明显地衰老。即使委员长在谈话中不断用笔记下别人讲话的要点，但仍不能像过去那样迅速作出决断；他越来越不知道他的指示贯彻得如何，越来越健忘。傅认为，委员长已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务，日趋丧失威信，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解除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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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傅同意假如委员长下台的话，国家将会重陷分裂的看法。他建议采取适当的方法，劝委员长放弃国民大会赋予的紧急权力，找一个强有力的总理实行必要的领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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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司徒雷登为未来李宗仁“接班”后的军事支持着想，向马歇尔再提“任命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真正赋予他指挥军事行动的权力”；同时又抱怨蒋介石，“他好像决心按宪法对他的新职务规定的原则办事，但实际上他办事方式很少改变”。[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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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掉蒋介石也需要对中国形势，尤其是要对苏联在中国的政治需求有一个基本评估，即“有必要试着用克里姆林宫的观点来评估一下中国”[356]。9月7日，曾任美驻苏使馆公使衔参赞，后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乔治•凯南提交国务卿一份对苏联对华战略目标的评估报告，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索求是有限的，报告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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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经济方面而言，克里姆林宫肯定渴望得到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一则不使它们落入日本之手，二则用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开发。至于中国的其他广大地区，克里姆林宫可能只视之为一个巨大的贫民区，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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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克里姆林宫里那些没有浪漫色彩的人会对中国的潜力抱有任何幻想；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发生的任何战争中，往好里说，中国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往最坏处说，中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敌人。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部分地区，特别是满洲和新疆，可能会成为第三国进攻苏联的通道。因而，对边界极其敏感的克里姆林宫肯定会把满洲和新疆视为其防御缓冲区的突破口。[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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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同时也认为，如有可能，苏联也会“尽量扩大其在华影响，并最终控制中国的所有领土”，因为“从更现实的方面说，获得中国意味着获得了一个人口众多的缓冲区，可由此向东亚的其他地区发起政治攻势”。[358]但同时凯南也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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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中国共产党的所有部门都受到克里姆林宫控制，毛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极为忠诚，小心翼翼，莫斯科仍然不可能对形势感到满意。中国地域太广，人口太多。甚至毛和他的战友们也不可能最终得到整个中国—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也许太大了，特别是在他们已经依靠民族主义的狂热取得部分权力的情况下。如果有可能，克里姆林宫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冒险的。[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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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的前途，凯南得出结果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江河日下，走到了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斗争中彻底失败的边缘。”[360]由此，凯南提出“国民政府消亡”的可能性。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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