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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此指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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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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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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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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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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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俄罗斯]《远东问题》1995年第2期，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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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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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参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在离苏前，在谈及中国打算何时宣布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时，斯大林对刘少奇强调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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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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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参阅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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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转引自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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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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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2期，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2页。同时可参照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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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1949年2月23日“关于美军撤离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称：“好像美军正在撤出朝鲜，而且大部分已经撤出；驻朝美军司令官在东京；在朝鲜只留一名准将，领导负责南朝鲜军事训练的军官组，同时指挥当地撤军。”1949年4月17日“维辛斯基关于核实美军撤出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称：“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地区集结了10000人（估计是第三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里站台卸下了3辆坦克。”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54、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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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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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对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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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在《直率的话》一书中回忆说：会谈中他拿出几根火柴摆在桌子上，代表华北铁路沿线日军、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位置。对此，“斯大林很感兴趣，询问天津地区有多少共军，我回答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声称有60万人。斯大林对此报之一笑。他指着代表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政府军队（我说这支军队有4万人）的那根火柴问我说，蒋介石那支据说拥有150万人的军队情况怎样了？我告诉他说，我们的海、陆军还未曾看到他们。斯大林大笑起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牛皮大王，他们既夸大自己的力量，也夸大对手的力量”。Byrnes，James F.：Speaking Frankly，p.22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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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目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员约12000名，州党组织10个，地区党组织53个。基层党组织按照地区生产部门的原则建立。目前正在制定党章。”，引自“曼奇哈关于阿尔巴尼亚之行的报告”（1946年5月1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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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笔记”（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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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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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1950年年初，莫洛托夫拜会毛泽东后，对斯大林说：“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者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资本论》。”[俄]费•丘耶夫著：《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王南枝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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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南]佩•达姆扬诺维奇等编：《铁托自述》，达洲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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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页，注释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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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1949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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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吕祖荫著：《毛泽东诗词解读》，同心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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