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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世纪中叶，恒河中游兴起了两个有实力的王国。一个是西部拉贾斯坦沙漠的瞿折罗—普拉蒂哈腊王国（Gurjara-Pratihara），另一个是恒河东部的波罗王国（Palas）。两个世纪以来，两国持续争夺恒河中游的控制权，分据着恒河中游。800年左右，瞿折罗—普拉蒂哈腊王国从波罗人手中夺走曲女城，波罗王国仅剩比哈尔邦与孟加拉，一直统治这里到11世纪。波罗王国大力赞助佛教，在其统治时期，密宗（Tantric）在东印度蓬勃发展，并传入中国西藏。此外，从波罗王国时期的雕塑可以看出，波罗王国与东南亚建立了贸易往来与外交关系，在东南亚国家留下了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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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王朝早在公元5世纪兴起，特别是在拉贾斯坦沙漠。他们自称拉其普特人（来自梵语“国王之子”一词），直到今日他们仍旧是该区拥有土地的武士精英。他们出现于胡纳人统治衰亡之时，加上胡纳人的名字之后出现在拉齐普特氏族名册中，因此，这些胡纳人可能是印度化的中亚人，其他则是当地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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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随着家族开枝散叶，拉齐普特人的父系氏族倾向于根据亲属支系分割政治势力，这与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有关。在我们找到的三大早期拉齐普特氏族中，瞿折罗系于650年时分成四支，察哈马纳系（Chahamana）则于1000年分成八支或九支。只有瞿折罗系的一支，自称普拉蒂哈腊系（意为“守门人”，一种从属职称），统治重要商业城市乌贾因（Ujjain），不再限于早期拉齐普特人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而是通过联合其他非亲属关系的拉齐杰普特首领来建立帝国。瞿折罗—普拉蒂哈腊人创建了独一无二的普拉蒂哈腊帝国（即巴利哈尔王朝），并于夺取曲女城后，实际成为恒河中游的霸主，已不再是一个西部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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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杰普特帝国统治达两个世纪（750—950年），这段时间瞿折罗—普拉蒂哈腊人成功建立了官僚制里的关键制度，统一了军队。若没有这些关键举措，这个成功的劫掠者联盟无法发展为稳定的国家。712年，阿拉伯将领抵达印度河流域，瞿折罗—普拉蒂哈腊人成功抑制了阿拉伯势力向印度腹地的渗透。然而，随着帝国在10世纪分裂，抵达这里的突厥穆斯林侵略者发现，这里有许多拉齐普特氏族统治的小国，他们早前臣属于瞿折罗—普拉蒂哈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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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笈多时代的半岛地区，另有两大权力中心分别在东西海岸确立了势力范围。在戒日王时代，上德干高原西侧由巴达米（Badami）的遮娄其人（Chalukya）控制；同时代的西遮娄其王补罗稽舍二世（Pulakeshin II）阻挡戒日王进入半岛。8世纪，拉什特拉库塔人（Rashtrakuta）推翻西遮娄的统治，建立强权国家，数次骚扰恒河地区。他们与瞿折罗—普拉蒂哈腊人争夺乌贾因的控制权，此城为恒河与西海岸之间的重要商贸中心。拉什特拉库塔人也与泰米尔国的帕拉瓦和朱罗王朝发生冲突。10世纪末，复兴的西遮娄取代了拉什特拉库塔人，并一统上德干区域，直到12世纪末再次分裂成许多继承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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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笈多王朝海护王统治以来，德干半岛西南侧的拔罗婆（Pallavas）就一直统治着科罗曼德海岸。海护王南征曾一度兵抵拔罗婆首都建志补罗。他们留下了古典印度时期最动人的建筑，包括金奈南部的海岸神殿和马哈巴利普兰的雕像。9世纪时，打着泰米尔三古国之一朱罗王朝的名义，一支诸侯氏族建立起新帝国，11世纪达到鼎盛，统治一直延续到13世纪。朱罗人的两大明君为拉贾拉贾大帝（Rajaraja，985—1014年在位）和其子拉金德拉一世（Rajendra I，1014—1042年在位）。拉贾拉贾大帝任内，朱罗人入侵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岛北部成为朱罗王朝一省，处于军事统治下；拉金德拉一世时，朱罗军队抵达恒河东部，一改海护王南侵路线，进行了古印度史无前例的海外远征，劫掠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沿海城市，将其置于朱罗统治之下。朱罗时期的石造神庙大量留存下来，今日仍有民众供奉这些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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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笈多时代的整体政治结构，大约可以划分为五个主要区域，分别由一个王室家族和国家组织进行统治。这些区域政权或多或少地一直相互竞争，借由侵吞小国和对手来扩张版图，有时也洗劫另一个区域政权的首都，或者新王权推翻旧王室，然而，整体而言，这五个地区政权的统治模式相对稳定。每代统治平均20年，政局稳定；在许多国家，王室可以延续长达数世纪。东遮娄其王国（Eastern Chalukyas）身为半岛主要政权之间的缓冲国家，君主统治延续四个多世纪；孟加拉的波罗王国统治近四个世纪；南方的朱罗王国超过三个世纪；其他国家的君主统治也延续了两个多世纪。虽然政治情势看似随时在变化，但从长时段角度观察，则呈现或多或少的稳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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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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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史籍称其为大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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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有说法为身骑白马的英俊武士或马面人身。——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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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史籍记载王玄策到达戒日帝国，被虏入狱。后冒死越狱，来到泥婆罗（今尼泊尔），向泥婆罗和吐蕃王朝借兵，吐蕃王朝派兵支援。王玄策再次进入戒日帝国，大败阿罗那顺，并顺利返回大唐。——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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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六章 家庭、社会与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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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的家庭、社会与政体结构植根于深厚的传统，直到今日仍旧持续发挥影响。我们必须将它们视为长时段结构，与形成历史叙事的一连串事件不同，它们变化的节奏更加缓慢。本章与下一章中，我们将换一个方向分析，检视社会制度与代表性观念，它们不是变动不居的事件流，反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缓慢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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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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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婚姻、亲属关系和家庭的形式高度不统一，因此，要在家庭层面总结印度社会，尤为困难。然而，印度的家庭与婚姻仍具有某些鲜明的特征，我们可以从描述这些特征开始。请注意，这些特征仅是高种姓印度家庭与婚姻的特征，承袭自第三章讨论的吠陀模式，因此，它们并不是普遍特征，也不是典型特征。它们是精英性质的组织，而非大众组织；它们引人注目，具有典范性，为其他种姓提供了效仿模式。之后，我们会讨论其他种姓的模式与这些精英模式的不同之处。我们从精英典范讲起，是因为它们影响深远，“法论”里大量记载了这些典范。艺术作品则提供了另一些资料来源。一座精美的朱罗时期青铜雕塑，描绘了湿婆与雪山神女的婚姻，旁有妻舅毗湿奴和女侍，展现出完美的家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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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婚姻的两大特征讲起。婚姻是由父母做主的（arranged），是牢不可破的。婚姻是双方父母综合考量各种因素后安排的，主要考量男女双方是否种姓相同、来自不同的家系分支且星座匹配。以这些因素为重，并不表示男女双方的感情不受重视，但感情并非婚姻的基础；婚姻应以建立双方家庭之间长久联盟关系为主要目的。男女之间可能会产生爱情，但是是在婚后产生，爱情并非婚姻的基础。过去这些联姻经常在男女双方童稚时期就已缔结，同时倾向让孩子在青春期前就订婚或结婚（童婚会等到青春期后才圆房）。现代的印度共和国则制定了法律，提高法定婚龄，婚姻的习俗也历经了其他形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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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安排好后，则由祭司在圣火前唱颂吠陀咒语，神圣证婚。事实上，婚礼仪式是留存至今最为活跃的吠陀祭仪。整个仪式通过祝圣，给予婚姻牢不可破的纽带关系，因此没有离婚一说。婚礼的仪式是将一对夫妻塑造成一个整体，目的在于进行家庭祭仪。在家庭中，年龄最长的已婚男性是执行长兼祭司。迎娶妾室的婚礼没有圣火和吠陀咒语，可在迎娶正室后举行，但可随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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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古印度的婚姻。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家庭的主要特征：数代同堂、土地共有和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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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夫妻子女组成的家庭，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人数较多。在印度，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通常是以父系（男性亲属关系）传承；不过印度也有知名的母系传承案例，之后会讲到。假设父系传承是一个标准模型，那么，数代同堂的家庭成员通常包含夫妻、未婚女儿、儿子、儿媳妇与孙子、孙女，可见，大家庭至少有三代成员共同居住在一起。同时也可看到男孩与女孩的命运截然不同，男孩将留在父母家中，女孩长大后则离开父母家，迁入丈夫的家庭。这表示家中女性只有两类——妻子（嫁入家庭）和女儿（嫁出家庭）；而家中的男性没有什么区分，都是同一群男性先祖传承的父系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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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家庭多代同堂，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财产，意即家庭是财产的唯一持有者，家中男性皆持有财产份额。父母去世后，兄弟在长子的领导下，继续共同持有财产，只要家主之职持续传承给下一代长子，那么财产就可以无限共同持有下去。或者，他们也可平分财产。无论如何，家庭财产并非通过遗嘱交付（因为财产是共同所有，而非父亲的个人财产），而是在古老习俗下，兄弟之间平均分配。此外，继承财产要等到家主去世之后，在此之前则由儿子共同持有。延迟分割继承权，也有助于维持多代同堂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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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再次明显地看到性别的差异。多代同堂家庭的所有男女成员，都有权获得食物、住处、衣物，有权获得家中土地和家畜提供的资源，但仅有男性可以共同持有土地。由于女儿终将嫁入另一个家庭，因此不能成为土地等不动产的共同所有人（20世纪的法律对此进行了调整）。然而，她们出嫁时，确实会带走一部分可移动的家庭财产，特别是五彩纱丽（saris）、餐具厨具与珠宝，若家庭富裕，嫁妆的数量可能相当惊人。这份嫁妆称为“女人的财产”。由此可知，连财产也受到性别影响，采取不同的分配方式。明显可见的是，共有指的是财产所有权的共同享有，因此只有拥有足够数量财产的家庭才谈得上共有，而这类家庭仅是少数。无论如何，家庭财产共有仍是印度生活的重要特征。在印度共和国，约10%的家庭以未分割共有家庭财产的身份申报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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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印度家庭为父权制，意即家庭掌握在父亲的权威之下，或者在兄弟持续共居的状态中，家中最年长的男性担任家主。印度家庭为双重父权。女性主义定义父权制度为女性受到男性制度化的宰制；在这个定义下，所有的社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父权制度，印度当然也不例外。但我们描述的家庭模式中，还包括更古老、更狭隘的父权制定义：家主宰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家中所有女性，还包含儿子；即便儿子已成年、已婚，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仍然受父亲监护。换句话说，家主是家中唯一的法定成人，有权对外代表大家庭所有成员的权利（例如，在法律诉讼中），其他人都是“未成年”。同理，他也是家庭中的祭司，向圣火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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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父权体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儿子即便成年，只要父亲在世，仍受其监护；在吠陀传统中，女性终其一生都在男性的监护下：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吠陀时代，无论献祭的主角是已婚夫妇还是已婚男性家主，妻子在其中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但因臣服于丈夫之下，女性虽在宗教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却少见于典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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