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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土地税收方面，东印度公司早期也倾向于尽量少干涉，采行永久地税制。在这一制度下，拥有数以百计村庄的柴明达尔（Zamindar）每年需要交固定数额的税，此外每一分多出的收成都为柴明达尔带来净利，不需与政府分享。这就促使柴明达尔投资改良农业以提高收成。永久地税制对英国统治者也有利，将向农民收税的责任转嫁到柴明达尔身上后，政府便不需要维持大批低阶收税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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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限度干涉与不改革的政策立场，在19世纪初逐渐受到各方面的压力。各方力量合流，在英国形成一股依照欧洲模式改革印度的强大声浪。改革浪潮始于土地税收。绝大多数印度人都是农民，因此土地税收是政府的主要收入。农产品如何入税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均有重大影响。1792年，南印度内陆区域落入英国手中时，托马斯·门罗（Thomas Munro）是测量新获得的土地并制定租税的军官之一。他将地税定在莱特（ryot，印地语为raiyat，农民）身上，而非大地主柴明达尔身上。通过门罗的倡议，莱特瓦尔（Ryotwari）制度取代柴明达尔制度，成了南印度和孟买地区未来租税协定的标准。这套制度的目的，在于赋予农民明确的土地所有权，因此拥有田地的是农民而非富裕的柴明达尔，农民才是提高农业收成的动力。这种举措同样带来政府组织的革命。为确保农民缴纳应付税款，政府需要一大群低阶收税员，在各省各区的英国租税官之下，测量每块田地，评估并收纳税金。由于这些收税员薪资低却有大把盗用公款和敲诈纳税人的机会，租税官被赋予可任意调查并解雇手下的无限权力。此外，租税官的行政权与东印度公司法庭的司法权原本是分割的，但现在，租税官也获得了极大的司法权。这项情况与英国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截然相悖。然而自这时起，这已然成为印度地方政府的通用模式：一名高薪的英国租税官，享有极大的行政权与司法权，管理着大群低薪的印度收税员。通过这种方式，政府能够直接触及每位农民，而非以大地主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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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税收改革及其背后通过私有财产权和激励个人收益促进发展的自由主义倾向（虽然明显是在不甚自由的租税官监视下），改革还受英格兰的两股自由改革力量推动：寻求政府改革的功利主义运动与寻求社会改革的福音运动。这两股与印度有关的力量，分别由功利主义领袖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以及与福音派有关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为代表。他们并非天生的盟友，事实上麦考莱曾针对穆勒知名的关于政府的论文发表严厉攻击。是环境促使他们结盟，特别是在印度。穆勒高度欣赏门罗的税收制度；麦考莱和穆勒在印度人中推广英语教育，而非印度法律使用的传统语言——梵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希望通过大量传播欧洲思想来改变印度。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也面临许多改革，比如扩大选举权及改革议会以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对选民负责。英国的自由改革促使印度也由上而下推动自由主义概念，然而这个政府负责的对象却不是被统治的人民，而是遥远的英国议会。这一矛盾可视为某种自由主义的专制（liberal despotism）。上述新的政策立场得到了新印度政府理论上的支持。早期的英国统治者的头脑十分清醒，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公司股东的利益，而非别的；现在志向改革的新统治者则说服自己和他人，他们是为了印度人的利益，是在以欧洲文明为范本，通过社会和政治的逐步改革，为他们在遥远未来的自治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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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统治期间，欧化改革的浪潮逐渐平缓。例如，1857年起义后，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反抗英国统治是由于过度欧化的改革，有必要采行比较保守的政策，以平息印度人对宗教和生活方式受政府政策侵蚀的恐惧。因此，与宗教和社会习俗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家庭法，被从欧化改革中移出。即便如此，欧洲势力和在印度流传的欧洲思想，仍旧在印度人身上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些影响并非总是清晰明朗的，有时甚至相互矛盾，接下来我们将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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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维护古老婚姻法和继承法的强烈愿望，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长期以来适用于各自的法律体系，某种程度上，这个愿望也扩大了梵语法论和伊斯兰教法在印度社会的范围。家庭和亲属关系的事务，仍主要掌握在宗教权威手里，受到政府法庭支持。新法改革除了通过法官在诉讼中的裁决外，几乎没有触及家庭和亲属关系这一层面的事务。如此看来，英国统治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另一方面，基督教传教士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家庭和妇女地位上，尤其是童婚和女性隔离等议题。这些传教士对印度教社会行为的批评，虽未能带来大批改宗信徒，却在印度人之间激起要求改革家庭法的运动。这些运动最终带来了重大改变，例如提高法定结婚年龄及给予子女平等的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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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影响最深刻的领域，莫过于政治。虽非出自本心，但英国人确实将人民主权的理念作为政府模型带到了印度人面前。印度政府是在英国人民主权之下，而非印度人民主权之下；换言之，对印度而言这个政府实为专制政府，恰恰违背了人民主权理想。在新成立的殖民地高等教育机构中，印度人通过英语不断接触欧洲习俗和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现人民主权的理想正席卷欧美，此一理想开创的政府自此成为国际纷纷仿效的典范。印度人在古代就知道共和政府形式，然而王治（rajya）自形成之日便已成为政府模型，因此到了殖民时期，人民主权的概念是古老的，几乎被人遗忘，但也是新颖的。人民主权是大英帝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而印度自治则是英国监管的终点。将人民作为政府权威唯一合法来源的思想，与殖民关系全然冲突，因此很快引发了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其中最早的运动就出现在19世纪中叶。这一影响引发了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抗争，以及最终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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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明对印度影响的第三个方面是关于高等教育，特别是科学和技术。在这一点上，大英帝国形成的时机有重大影响：取得印度领土统治权后不久，英国就经历了工业革命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工业革命的成果深刻地改造了英国，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英国与印度的经济关系。直到1800年左右，欧洲一直支付大笔金钱购买来自印度的昂贵商品，特别是各种织品。许多与织品有关的词汇通过贸易被引入英语，例如印花布、平纹细棉布、轧光印花布及头巾。英国人擅长在欧洲市场销售羊毛织品，却无法将其销往印度，甚至还需要通过阿姆斯特丹的市场取得新大陆白银来交换印度布料。这种贸易形式自罗马时代以来，几乎未曾改变；当时印度也是以手工业制品交换钱币的。然而1800年后，当曼彻斯特的英国实业家发展出以机器生产棉布的纺织业时，英国与印度开展贸易的形式开始剧烈变化。新工业制造出廉价棉布，即便算上从美国、地中海将棉花运往曼彻斯特再从曼彻斯特将棉布运往印度的运输费，英国生产的棉布的价格也还是低于印度的手工棉布。此外，英国统治确保曼彻斯特棉布在印度不受关税阻碍；若印度仍由印度人统治，则必然会有关税壁垒。当然，工业化在英国也造成了社会动荡，手工纺织业也遭到破坏，许多自营织者失去生计，被迫成为赚取薪资的工厂工人。这些影响传到全球，无法遏止；若印度享有自治权，也许可以减缓、减弱这波社会影响。但整体结果是印度成了原料产地和（机器生产的）产品进口国——恰好与过去的贸易方向相反。然而，手工纺织业的毁灭并非故事的终结。长期来说，印度企业家也开始进口英国机器设备，在印度发展机械纺织业，并击败了英国的纺织产业。长远来看，自由贸易环境下，新科技的传播有利于印度企业家经验的积累，但也导致了印度工人的低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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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的故事体现了欧洲新科技对印度的巨大影响，另一个案例则是铁路的引进。铁路完全融入印度人的日常生活，对各地人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印度人快速吸收工程与科学知识，为己所用。印度过去在数学和天文方面的成就，不仅对欧洲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有所贡献，还为印度人吸收欧洲的科技新知奠定了基础。古印度的科学，在中亚、东亚及东南亚的印度文化圈留下印迹；其语音学和语法学也通过欧洲的梵语研究及印欧语系的发现，改变了欧洲。思想交流从来不是平等的，但也并非单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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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欧洲知识对印度最深刻的影响，也许在于历史观念。欧洲人深入研究《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和《往世书》，完全推翻了对于印度古老过往的认识，此外他们还将印度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联结在一起。新的历史和崭新的民族国家政治理想，共同形成了关于印度的新概念，并铺就了通往未来、通往独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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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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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勒密地图（Ptolemaeus，1545）是根据托勒密地理学绘制的早期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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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达·伽马航行开始时间应为1497年，1498年是其达到印度的时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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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东印度群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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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十一章 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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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个世纪中，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理念已然成为国际常态。然而何谓民族国家？“民族”一词存在已久，远早于任何民族都应有其自己国家的理念。因此，英国统治者虽然一开始就将印度人视为一个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性”是赋予印度人脱离外国统治的道德基础。然而，先是1776年[1]的美国独立战争，其后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人民主权的思想开始在欧洲各民族之间传播。这一思想认为，人民的意志而非君主的意志，才是统治的正当基础和法律的正当来源，而法律由人民代表在立法时代其行使。正是人民主权将民族与国家这两个概念联结在一起：若人民为主权来源，则每群人或每个民族皆应有其国家。投票选举制通过选出代表将人民意志神圣化。这一理念在19世纪成熟并开始传播，在20世纪成为主流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和平谈判中提出民族自决原则，表达了这一理想并将其制度化。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与联合国（United Nations）这两个国际组织，在20世纪都强调普通的政治单位是自我管理（self-governing）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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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概念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印度，激起了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的反抗。英国统治和欧洲文明激发的各种宗教反响，再加上一些来自欧美的新政治思想，共同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铺就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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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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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莫汉·罗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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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1772[2]—1833年）生活在莫卧儿帝国末年和英属印度初年，是他那个时代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出生于孟加拉的婆罗门家庭，父系先辈多代在莫卧儿帝国担任世俗职务，而非祭司或宗教导师（母系先辈则从事这类工作）。因此，为了承续政府公职，拉姆·莫汉·罗伊接受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教育，同时也学习梵语。在这一背景下，加上广泛游历英属范畴之外的印度，拉姆·莫汉·罗伊成了莫卧儿帝国晚期的学者和开明印度绅士。他见多识广，对于世界事务和印度教改革深感兴趣。他想改革印度教的想法，出现在接触了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之后。16岁时，拉姆·莫汉·罗伊写下一篇文章，倡议印度教去除偶像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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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拉姆·莫汉·罗伊在简短自传中所述，他一开始对英国统治十分反感，但最后却认为英国虽是外国统治势力，但“能更迅速并切实改善本地居民生活”，因此他选择任职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拉姆·莫汉·罗伊精通英语，在一些社会、政治改革中成为一名雄辩滔滔的作家和演说家，他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延展到了基督教。拉姆·莫汉·罗伊研究了希伯来语与希腊语的《圣经》，以英语写下《耶稣的箴言：和平与幸福的指南》（The Precepts of Jesus， the Guide to Peace and Happiness）一书，这本书进而被翻译成孟加拉语和梵语。这本书直接以理性和伦理体系陈述耶稣的话语，褪去了历史和神话成分，类似同时代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写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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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莫汉·罗伊的改革构想，兼具政治性与宗教性，因此他除了游说政府进行多项政治改革外，还开创了印度教宗教改革运动，即“梵天斋会”（Brahma Sabha）。政治改革方面，他提出请愿，反对1827年的《陪审团法案》。这个法案将欧洲人特权和宗教歧视引入英国传统的审判团制度。拉姆·莫汉·罗伊雄辩滔滔地提出印度人反对该法案的原因。他说：“这项法案使得任何本地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要屈从于基督徒做出的审判，而审判他们的基督徒既可以是欧洲人，也可以是本地人；然而基督徒，包括本地改宗者，则可免受印度教徒或穆斯林陪审团裁判的不公正对待，无论这位裁判的社会地位有多高。”拉姆·莫汉·罗伊晚年前往英国，在英国议会召开的关于更改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听证会上，直陈改善印度行政制度的必要。最终，拉姆·莫汉·罗伊在英国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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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莫汉·罗伊推动的社会改革的若干领域多数与印度教社会中低种姓和妇女承受的法律不平等有关，而这些恰恰是采取不干预政策的英国政府不愿涉入的领域。例如，他倡议允许妇女继承家族财产，允许寡妇再婚，并反对一夫多妻。最著名的是，他极力主张废除撒提习俗（sati，或常见拼法suttee）。这是一个不常见却令人惊讶的习俗：印度教寡妇在去世丈夫的火化坛上自焚殉葬，被视为女性对丈夫忠贞的表现。这项倡议引起了英国基督徒的共鸣，他们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废除撒提习俗，这就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去干涉一向不愿涉入的印度教习俗。拉姆·莫汉·罗伊倡议废除撒提，并且质疑它是印度教法律的规定这一说法，怀疑它是否是吠陀的命令。他列举梵语文本和弥曼差派诠释法则（见第七章），证明这一习俗并非印度教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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