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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则是甘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回应。同“一战”爆发时一样，“二战”爆发时殖民统治者再一次未征询印度人民同意，便径自将印度卷入战争。“退出印度”口号表达了要英国在战争期间即刻退出印度的要求，并且要求在日本军队入侵前，让印度人自己做主。战争时局中，殖民政府认为自己除了将运动参与者关进监狱外，别无他法。因此从甘地开始，连同几乎所有国大党领袖都被捕入狱。这个运动更大的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已经开始与印度人分享更多权力，1937—1939年间，国大党成员开始担任地方政府官职，掌握治安和国防之外的多数事务。随着“二战”爆发，国大党成员辞职以示抗议，但也因此将政府职位拱手让给其他政党，包含穆斯林联盟。在“退出印度”运动期间，国大党进一步撤出政治行动，加深了它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裂痕。此裂痕不久将导致印巴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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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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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年）同甘地一样，也是一名律师，然而相似点仅止于此。真纳以杰出的法律才能吸引了最富裕的客户，因此他在孟买的法律事业蓬勃发展。他将高明的谈判艺术引入政治领域，几乎无人能敌。真纳时尚、儒雅，身着优雅的西装，品位卓然，带有明确的自由和世俗的倾向，甚至有些艺术气质。早期他曾想成为一名莎士比亚戏剧演员。在这些方面，他与甘地截然不同。虽然两人常常合作，但即便是在立场一致时，也从未建立任何情谊。当两人意见相左时，真纳是可怕的敌手，即便拿到一手烂牌，也能打出精彩的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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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导致甘地与真纳成为对立阵营的领袖，双方对印度的未来有不同观点。从一开始（事实上直到今日）印度国大党视自己为代表所有信仰不同宗教的印度人民的大帐篷政党（big-tent party）。国大党对印度历史抱持“一个民族”的理念，在这个理念之下，印度民族是历史中所有人民融合的产物。然而，这并非唯一的印度史观。例如，信仰印度教的萨瓦卡（V. D. Savarkar，1883—1966年）则认为真正的印度人是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印度并信奉印度本土宗教的人。这意味着，对穆斯林、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来说，纵然他们生于印度，先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能是印度人，却也不能被视为完整的印度人，因为他们所信的宗教并非起源于印度。这一论点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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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人口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印度教徒，但国大党并不自视为印度教政党，而是希望能凝聚所有印度社群。民族主义运动中最棘手的是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未来在印度的地位。分裂前的英属印度拥有大批伊斯兰人口，约为总人口的25%，将近1亿人，让英属印度成为当时拥有最多穆斯林的单一政治实体。麻烦在于，在新的人民主权理想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下，穆斯林成了永远的少数群体，在印度独立后的立法机关中将居于占多数的印度教徒之下。这是英国—印度代议制民主的长久问题：如何在民主选出的多数压制下，确保少数族群的需求获得满足。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有无数细节令两者的关系敏感又脆弱，然而这个结构性因素才是所有摩擦最根本的来源。此外，如前所述，印度的穆斯林主要由莫卧儿时代遗留的少量富裕地主及大批贫困工匠和无产劳工组成，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仅占极少数，类似真纳这样的现代专业人士非常少。在这些条件下，印度民族国家治理下的未来对穆斯林来说是比较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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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关系时常变化。两者合作的高峰是“一战”期间，当时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结盟，英国强迫印度向奥斯曼帝国宣战。由于奥斯曼苏丹被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反英是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可以合作的一项议题，印度发起了基拉法特运动（Khilafat Movement）支持奥斯曼统治者。然而战后，土耳其世俗派民族主义者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并终结了哈里发制度，基拉法特运动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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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政党的合作告终，逐渐成为印度民族的不同概念之间的冲突来源。20世纪前十年，英国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不断施压下，试图构建所有政党同意的与印度民选官僚分享权力的政治结构。其中包括为穆斯林等少数团体保留一定数量的议会席位，以防他们在“赢者通吃”的选举中无法被充分代表。1937—1939年被称为“双头政治”（Dyarchy）的权力共享时期中，与英国政府分享权力的印度政府由选举产生，这导致国大党压倒性的胜利，许多省份都由国大党主政。这一结果强化了穆斯林联盟的疑虑，他们担心在未来的民主制度中，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保障穆斯林的利益。因此，“印巴分治”作为替代选项开始浮现，在此概念下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形成两个国家，认为印度穆斯林需要自己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二战”爆发后，国大党政府请辞，抗议英国未征得印度人民同意前就将印度拉入战局，真纳与穆斯林联盟宣布这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因为脱离了国大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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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下，取代了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丘吉尔极力反对印度独立，而艾德礼与工党则支持其独立，并希望尽快实施。工党的急迫有其缘由。艾德礼政府认为，印度独立必须在下一轮英国大选前，也就是丘吉尔可能再次当选之前确定，因此必须在五年内决定印度的未来。此外，英国经济被战争拖垮，无力承担印度的资源需求。而且，印度的纷乱状态已近内战边缘。最后一份主张印度独立和统一的宪法提案，也是最后一个将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统一在一个未分裂印度之中的方案，被称为内阁使团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这份方案提出建立联邦体系，中央政府仅享有国防、外交等基本权，而地方政府则享有极大自治权，后者仅受中央政府有限度的管控。这份方案的特点是，地方省份可选择合并，形成拥有自治政府和权力的中间政治集团。如此设计将允许以穆斯林为主的省份合并成穆斯林统治的超级大省，当然印度教徒也可如法炮制。当此方案无法获得双方同意时，印巴分治便成为唯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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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分治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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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蒙巴顿伯爵（Louis Mountbatten）获派担任英属印度最后一任总督，主持印巴分治（partition）和权力转移。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权力转移，分别在1947年的8月14日和15日发生。印巴分治一事本身便不同寻常。一名法官从英国受派，负责在地图上划定分治界线，此人从未踏足印度，与印度没有丝毫联系或瓜葛，所以他能保证不偏不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界线，是经过数月秘密决议，然后在广播中一次性宣布的。同时，英属印度政府的资产分割也在准备中，规定依照新国家面积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17.5%的军队制服、火车引擎及车厢、银行资产及铅笔划归巴基斯坦，剩下的82.5%则划归印度。印巴分治更带来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试着前往印度，而印度的穆斯林则想要前往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永远离开家乡，数十万人死于分治带来的宗教仇恨与法治混乱中。不久之后，在1948年，甘地与真纳相继去世，甘地魂断暗杀者枪下，真纳则死于癌症。致力于结合所有社群，特别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甘地，壮志未酬；世俗化的真纳却成为宗教国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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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的暴力与流离失所中，两个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这对南亚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刻。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建国，为其他欧洲殖民地开辟了一条民族独立的道路。未来二十多年中，欧洲帝国的殖民地将陆续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出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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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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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枪声”事件，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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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为1774年，据《世界百科全书》改为1772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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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或可称Hindu Nationalism。——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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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十二章 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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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导致了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去殖民化时期，沿着已有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世界版图被重绘，这些民族国家树立了标准，并延续至今。新创立的联合国接受数十个新民族国家为成员，联合国大楼外飘扬的新国旗和联合国会议中的新代表展现了“二战”后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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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分治后的南亚有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和马尔代夫，其中印度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印巴分治及分治后两者的紧张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南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分治原是为了处理可能导致内战的诡谲情势，但实际未能阻止暴力发生。分治后伴随而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影响了旁遮普和孟加拉等地近1500万人，新边界周边发生了大范围的法治失序、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两国都产生了大量生活贫困的难民，经过数十年才将其重新安置定居。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过三次战争，分别在1948、1965和1971年，并于1999年在卡吉尔（Kargil）发生过小规模边界战役。事实上，分隔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差异从未消弭，甚至还有国际化的趋势。现今两国都是拥有军队的民族国家，并都于近年发展出制造、发射核弹的能力。可以说，印巴分治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倒因为双方都有战争武器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双方长期处于不稳定休战与小规模边界冲突的状况，多数时刻，唯一牵制两国的因素是战争带来的明显伤害。印巴之间的紧张情势是今日南亚的结构性特征，但并非唯一一个。为了深入了解今日南亚的动态，我们需要一一研究南亚地区的新国家，首先从印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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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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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变化甚巨。篇幅有限，无法完整叙述所有复杂的变化，以下将从三方面描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民族国家、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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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印度共和国的显著特色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选举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国家。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首先，截至目前，印度是世界上采用普选制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选投票需要持续数周。当代欧洲分成许多人口少于1亿的小型民族国家，美国也仅有3亿多人，而印度则拥有超过10亿的人口。欧美演化出来的现代代议制民主，统治的是相互竞争的小族群；然而即便是分治后的印度，仍旧大得足以形成数个民族国家。世界上许多欠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军政府或一党制时期，政党竞争受到压制；印度却是例外，印度军队始终由政府领导。即便曾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年）担任总理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1975—1977年）的两年，公民自由暂停，议会权力被取代，但军队却未夺取政权，最后国家仍成功重返选举和议会统治。至于一党制，虽然数十年中大选确实由国大党主导，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的家族多代掌权，今日仍旧深具影响力，但其他政党并未受到压制，在全国政坛仍扮演重要角色。印度数次通过选举，在国大党与非国大党政府之间和平转移政权，许多地方政府也由国大党以外的政党组成。虽然我们常以为代议制民主已是这个时代政府形式的常态，但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例如中东石油国家中，代议制民主并不稳定，甚至不存在。不过印度是个例外。原因之一可能是印度接触过英国议会理念和实践，然而同样的因素却没有在其他前英国殖民地产生相同的结果。另一种可能是印度社会由许多说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种姓的人组成，缺乏天然的多数，因此，在印度任何层面的政治都需仰赖联盟，而这正是适合代议制民主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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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理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国大党青年领袖。他是甘地的爱将，却将国家领向非甘地路线。如同许多脱离大英帝国的新独立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尼赫鲁也曾在英国接受教育，也出生于长期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富裕家庭。尼赫鲁想象中的新印度，有强盛的军队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甘地主张的反西方模式的乌托邦理想背道而驰。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为尼赫鲁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思路。政治上，尼赫鲁采行不结盟路线；经济上则选择由国家来领导经济发展，将基础工业国有化，并管控私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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