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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英国大选中，工党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下，取代了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丘吉尔极力反对印度独立，而艾德礼与工党则支持其独立，并希望尽快实施。工党的急迫有其缘由。艾德礼政府认为，印度独立必须在下一轮英国大选前，也就是丘吉尔可能再次当选之前确定，因此必须在五年内决定印度的未来。此外，英国经济被战争拖垮，无力承担印度的资源需求。而且，印度的纷乱状态已近内战边缘。最后一份主张印度独立和统一的宪法提案，也是最后一个将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统一在一个未分裂印度之中的方案，被称为内阁使团方案（Cabinet Mission Plan）。这份方案提出建立联邦体系，中央政府仅享有国防、外交等基本权，而地方政府则享有极大自治权，后者仅受中央政府有限度的管控。这份方案的特点是，地方省份可选择合并，形成拥有自治政府和权力的中间政治集团。如此设计将允许以穆斯林为主的省份合并成穆斯林统治的超级大省，当然印度教徒也可如法炮制。当此方案无法获得双方同意时，印巴分治便成为唯一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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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分治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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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蒙巴顿伯爵（Louis Mountbatten）获派担任英属印度最后一任总督，主持印巴分治（partition）和权力转移。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权力转移，分别在1947年的8月14日和15日发生。印巴分治一事本身便不同寻常。一名法官从英国受派，负责在地图上划定分治界线，此人从未踏足印度，与印度没有丝毫联系或瓜葛，所以他能保证不偏不倚。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分界线，是经过数月秘密决议，然后在广播中一次性宣布的。同时，英属印度政府的资产分割也在准备中，规定依照新国家面积所占的比例进行分配，17.5%的军队制服、火车引擎及车厢、银行资产及铅笔划归巴基斯坦，剩下的82.5%则划归印度。印巴分治更带来大规模的人口移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试着前往印度，而印度的穆斯林则想要前往巴基斯坦。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永远离开家乡，数十万人死于分治带来的宗教仇恨与法治混乱中。不久之后，在1948年，甘地与真纳相继去世，甘地魂断暗杀者枪下，真纳则死于癌症。致力于结合所有社群，特别是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甘地，壮志未酬；世俗化的真纳却成为宗教国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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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的暴力与流离失所中，两个新的民族国家诞生了。这对南亚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刻。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建国，为其他欧洲殖民地开辟了一条民族独立的道路。未来二十多年中，欧洲帝国的殖民地将陆续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构建出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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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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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独立战争始于1775年4月的“莱克星顿枪声”事件，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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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文为1774年，据《世界百科全书》改为1772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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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或可称Hindu Nationalism。——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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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十二章 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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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独立，导致了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去殖民化时期，沿着已有的民族国家的边界，世界版图被重绘，这些民族国家树立了标准，并延续至今。新创立的联合国接受数十个新民族国家为成员，联合国大楼外飘扬的新国旗和联合国会议中的新代表展现了“二战”后的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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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巴分治后的南亚有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不丹和马尔代夫，其中印度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印巴分治及分治后两者的紧张关系深刻地影响着南亚地区新的国际秩序。分治原是为了处理可能导致内战的诡谲情势，但实际未能阻止暴力发生。分治后伴随而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影响了旁遮普和孟加拉等地近1500万人，新边界周边发生了大范围的法治失序、暴力事件和流血冲突，两国都产生了大量生活贫困的难民，经过数十年才将其重新安置定居。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过三次战争，分别在1948、1965和1971年，并于1999年在卡吉尔（Kargil）发生过小规模边界战役。事实上，分隔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差异从未消弭，甚至还有国际化的趋势。现今两国都是拥有军队的民族国家，并都于近年发展出制造、发射核弹的能力。可以说，印巴分治不但未能解决问题，反倒因为双方都有战争武器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双方长期处于不稳定休战与小规模边界冲突的状况，多数时刻，唯一牵制两国的因素是战争带来的明显伤害。印巴之间的紧张情势是今日南亚的结构性特征，但并非唯一一个。为了深入了解今日南亚的动态，我们需要一一研究南亚地区的新国家，首先从印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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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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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和国成立七十余年来，变化甚巨。篇幅有限，无法完整叙述所有复杂的变化，以下将从三方面描述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民族国家、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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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印度共和国的显著特色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选举制度，是代议制民主国家。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首先，截至目前，印度是世界上采用普选制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大选投票需要持续数周。当代欧洲分成许多人口少于1亿的小型民族国家，美国也仅有3亿多人，而印度则拥有超过10亿的人口。欧美演化出来的现代代议制民主，统治的是相互竞争的小族群；然而即便是分治后的印度，仍旧大得足以形成数个民族国家。世界上许多欠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军政府或一党制时期，政党竞争受到压制；印度却是例外，印度军队始终由政府领导。即便曾在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1917—1984年）担任总理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1975—1977年）的两年，公民自由暂停，议会权力被取代，但军队却未夺取政权，最后国家仍成功重返选举和议会统治。至于一党制，虽然数十年中大选确实由国大党主导，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年）的家族多代掌权，今日仍旧深具影响力，但其他政党并未受到压制，在全国政坛仍扮演重要角色。印度数次通过选举，在国大党与非国大党政府之间和平转移政权，许多地方政府也由国大党以外的政党组成。虽然我们常以为代议制民主已是这个时代政府形式的常态，但在许多欠发达国家，例如中东石油国家中，代议制民主并不稳定，甚至不存在。不过印度是个例外。原因之一可能是印度接触过英国议会理念和实践，然而同样的因素却没有在其他前英国殖民地产生相同的结果。另一种可能是印度社会由许多说着不同语言、来自不同种姓的人组成，缺乏天然的多数，因此，在印度任何层面的政治都需仰赖联盟，而这正是适合代议制民主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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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理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国大党青年领袖。他是甘地的爱将，却将国家领向非甘地路线。如同许多脱离大英帝国的新独立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尼赫鲁也曾在英国接受教育，也出生于长期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富裕家庭。尼赫鲁想象中的新印度，有强盛的军队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与甘地主张的反西方模式的乌托邦理想背道而驰。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潮，为尼赫鲁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思路。政治上，尼赫鲁采行不结盟路线；经济上则选择由国家来领导经济发展，将基础工业国有化，并管控私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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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 NAM）由印度、南斯拉夫和埃及领导人尼赫鲁、铁托和纳赛尔共同发动。这项运动是冷战的产物——当时美国与苏联间的长期对峙，将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不结盟运动则成为第三条路线，即拒绝在冷战中选择阵营。虽然这一思想确实给世界带来些许影响，但不结盟思想本身并不足以将成员联合在一起。事实上，部分主要成员，例如古巴和南斯拉夫，也并不被认为是真的不结盟。虽然今日不结盟运动名义仍存，但冷战结束已经让不结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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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更大的是面对印度工业化问题，尼赫鲁推动的公营私营并举的“混合经济”制度。如前面所见，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英国恰逢工业革命。事实上，印度的统治者来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这却导致了印度的去工业化，前机器时代的印度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被摧毁殆尽，印度也转型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这时独立后的印度必须尽一切努力促进工业化以扭转局势，或者说（由于早期工业遭到摧毁）以现代化方式重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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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采取的政策，是由国有企业负责生产基础产品，比如电、煤炭和钢铁，以及许多非消耗性民生用品；其他民生用品则由私人企业在政府严格把关下生产。政府通过计划经济引导国家经济发展，采行苏联的五年计划模式，目标是通过限制外国公司进入印度市场（与殖民时期贸易相反），保护初生的本国产业免于外国竞争，并依循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理念发展印度工业，也就是在汽车产业等非消耗性商品产业中，扶植印度产品取代进口的外国产品。在汽车产业中，印度政府允许由比尔拉家族成立的私有企业印度斯坦汽车公司通过协议从英国莫里斯汽车公司引进技术并生产“大使”牌汽车，并通过类似协议从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公司引进生产卡车的技术。在尼赫鲁时代，印度四处都是单一型号的汽车和卡车。这些车辆款式几乎不曾改变，生产技术简单，容易检修，可随时从旧车辆获取替换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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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经济”的逻辑在于，当国家既贫穷又庞大，且仅有少数私人资金可创立新产业时，政府就是为国家工业化筹得大笔资金（通过税收）的唯一主体［塔塔公司（Tata）是例外，这个私人企业从殖民时期就开始带领钢铁生产现代化］。早年这个逻辑似乎很有说服力，但随着时间流逝，印度国有企业逐渐暴露出效率低、产能低及技术落后等问题。印度消费者必须等待数年才能买到汽车或摩托车，而这些车辆的科技愈显过时。与东亚四小龙相比，印度工业的自主发展比较逊色。最终，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再加上印度的汇兑危机，国大党政府不得不放弃尼赫鲁模式，放宽对经济的限制。通过消除关税壁垒、解除政府对部分产业的掌控，减少对私有企业的控制并结束政府计划经济，印度开始向外国企业开放市场。这种不干涉的模式，吸引外资大幅涌入，技术落后的印度品牌被市场淘汰，其他经得起考验的品牌则继续生存。这时的印度完全进入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的新时代，享有高经济增长率，企业数量和就业机会快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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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独立印度的社会变化。不想介入印度家庭的英国殖民者，将婚姻和继承问题留给既有宗教法来决定，一如英国的类似事务由英国国教会法庭裁决。因此当英国统治者自由制定每个人都应遵循的世俗刑法与合约法时，家庭事务则被视为所谓的“个人法”，因所属宗教社群而异。印度教徒需遵守梵语的法论，穆斯林则需遵守伊斯兰教法，这些法律由英属印度政府条文化，案件则由英属印度法庭裁决。个人法认定每个人都属于特定宗教社群，只在社群内通婚；世俗婚姻很少，只有与不同宗教的人结婚或完全放弃宗教信仰的人才会采用。殖民者虽自认能将不同宗教社群的个人法诉诸文字，并付诸裁决，却十分不愿意为不同宗教的人民制定新法，因此殖民时期，家庭法的改革非常稀少。独立运动期间，民族运动的领袖也认为应暂缓争议性大的社会改革，等到正式独立之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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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独立时，改革的呼声已被搁置许久，传教士也点名批判印度教家庭生活的部分问题如童婚等，欧洲的家庭法也快速世俗化、现代化，因此新印度政府必须尽快进行社会改革。经过一连串充满争议的关于印度教法律的听证会后，通过了一组家庭法相关的法案，主要包括《印度教徒婚姻法》（Hindu Marriage Act，1955年）和《印度教继承法》（Hindu Succession Act，1956年）。这次修法终结了梵语法论文献在印度法院中的权威地位。自这时起，印度教徒的家庭法由代表印度人民的议会制定，并随时予以修订，不再以永恒的法（dhamma）为基础。此外，法案中的“印度人”（Hindu）一词指的是穆斯林与基督徒外的所有印度人，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耆那教徒、佛教徒和锡克教徒皆与印度教徒属于同一范畴。这延续了殖民时期的做法。法律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女儿也有权继承土地财产，这与古老的父系大家庭传统极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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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这些新法律摆脱了殖民时期的个人法模式，并向统一全印度家庭法的方向迈进。然而，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尊重，议会虽以印度教徒为主流，却不愿意在这类私密议题上为穆斯林立法；而伊斯兰学者内部也有保持现状、延续殖民时期伊斯兰教法的强大压力：结果自然是陷入僵局，目前为止建立印度统一家庭法的理想难以向前迈进。这个议题是议会里国大党与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BJP，以印度教民族主义为特征）及其盟友间的重大分歧，引起许多政治争论。前者倾向尊重伊斯兰教领袖的意愿而维持现状，后者则致力于推动统一的家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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