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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欣慰的是西原军区的发展，他们在1972年战略进攻中虽有崑嵩进攻之败，但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削弱。《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西原军区抓紧时机休养生息，在没有受到南越国军大规模进攻的情况下，至1973年12月，全军区主力部队发展到步兵18562人、侦察兵389人、特工578人、炮兵3018人、装甲兵691人、高射炮兵2708人、工兵1159人、通信兵817人、运输兵4687人，机关和各单位指挥部业务人员5065人、经济建设队伍1576人；地方部队发展到步兵1200人、特工93人、炮兵300人、工兵200人、地方干部378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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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这三个军区，越南中央军委在1973年关注的焦点是第9军区（南部西区），在这里发生的一个事件间接促使他们重新定下了走暴力革命，用武力推翻阮文绍政权的决心。这就是章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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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越南人民军在越南南方各军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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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4月底，越南劳动党中央打算在河内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越南南方各大军区的军政首长奉命北归。其中，越南人民军第三号人物，也就是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员黄文泰中将，在会前给越南中央军委书记、越南国防部部长武元甲大将的报告尤为引人关注。在汇报南方战场的军事斗争态势时，黄文泰中将除了介绍治天军区和第5军区在南越国军的“蚕食反扑”下丢失了不少地盘外，还重点汇报了第9军区在章善省获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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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善省历来被称为“九龙江三角洲的心脏”，是南越国军第4军区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同时越军通往第9军区的战略运输干线必须穿过章善省。根据各种越军史料，包括第9军区战史，都声称在1973年3月初越南人民军情报部门就获悉了南越国军要夺回善章省解放区的秘密作战计划。为了粉碎南越国军的企图，越军主动向善章省调动了4个团的兵力。1973年3月中旬，南越国军第21师团果然向善章省发动进攻，但被越军粉碎。4月4日，第9军区司令员黎德英大校和政委武文杰向黄文泰报告，南越国军发动了进攻，但他们集中兵力打击进犯之敌，很快粉碎了对方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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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黄文泰中将简要汇报了章善省粉碎南越国军第21师团进攻的情况，武元甲大将声称这次战斗证明了在南方的越军师级部队已经有了和南越国军师团级部队进行对抗的能力。不过，武元甲大将的结论一开始并没有得到与会将领的认同。许多干部认为：“为什么《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了，伪军、伪政权垮台的不多？”“现在美国佬被赶走了，可伪政权不仅没有被推翻，反而更加强大了！”这些悲观论调在第5军区特别有市场，他们丢失了较多的地盘，目前承受的压力很大。很多将领倾向于放弃暴力革命统一，转而搞南北经济竞赛来获得胜利。越南中央政治局不少常委（包括长征和孙德胜）也有类似顾虑，他们担心《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中苏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会大幅削减，给越军的总体战备带来影响，再要组织类似1972年度的战略进攻，恐怕军备上会承受不了。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越南抗美救国史》第八卷记载了中国和苏联1973年到1975年对越军援额度，笔者摘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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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973年，苏联（军事）援助越南价值248百万卢布，到1974年锐减到98百万卢布，1975年只剩76百万卢布。同样，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也在减少，1973年价值1415百万人民币，1974年是452百万人民币，到1975年只剩196百万人民币。在武器援助上，中苏两国的援助力度同样在锐减，1973年援助是1972年的60%，1974年的援助是1972年的34%，1975年更是跌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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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武元甲大将决定力排众议、统一思想，打消大家的疑虑。他的武统思想和时任越南劳动党总书记的黎笋不谋而合，并且得到了黎笋的大力支持。于是，武元甲在5月24日的会议上的讲话就成了一锤定音的指令。他在讲话中重申要采取武力解放南方的决心。他认为依靠经济竞赛搞和平演变是不现实的。在《日内瓦协定》签署后，越南共和国大肆屠杀留在越南南方的劳动党员，摧毁党组织和基层，这些行为就足以表明一旦转入经济竞赛就是给南越政权以喘息之机，那时再想统一就困难了。既然军方老大武元甲都发话了，军内也就没有人敢反对。政治局常委方面，总书记黎笋始终对“武统”坚定不移，长征和孙德胜他们自然也就没话可说。越南总理范文同本来态度摇摆不定，看到中央政治局多数人同意“武统”，也就举手投了赞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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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第二十一次会议做出决议，明确指出：“越南南方的革命势力处于1954年以来最强大时期，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新胜利使印度支那半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空前有利于南方革命的变化。”会议还做出决议：“南方革命的道路是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掌握时机，坚持进攻战略，灵活指导，把南方革命向前推进。”这个决议正式宣告北越方面不会受《巴黎和平协约》的拘束，也结束了北越军政高层关于和平演变还是“武统”南方的争论。利用章善事件为契机，武元甲大将成功说服了所有北越高层，坚定了“武统”信念并将它作为越南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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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章善事件是否真如北越所说的那样，是南越国军先攻，然后越军第9军区再反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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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驻芹苴的美国领事馆就表示越军在章善省的攻势非常活跃，已经深深楔入越南共和国实际控制区。事实上，南越国军第21师团在3月几乎原地不动，基本没有发动什么攻势作战。直到5月初，南越国军第4军区司令阮永仪中将[2]才命令南越国军第21师团以2个团进入章善省争夺地盘。在局势持续紧张的情况下，阮永仪中将开始频繁视察章善省，还亲自任命胡玉芹上校为章善省省长。6月，阮永仪中将又撤了南越国军第21师团师团长的职务，以安禄会战中表现出色的第5师团师团长黎文雄准将继任。虽然美军顾问团认为黎文雄（Le Van Hung）是一位很糟糕的军官，但在南越国军中他却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他曾经在阮永仪指挥下于第21师团服役，对章善省可谓人地两熟。除了这两招，阮永仪中将还从第4军区各地抽调保安军11个营协防章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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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章善事件，北越方面其实也有不同的意见。时任第9军区司令员的黎德英大校在回忆录中就承认，他当时并没有遵守《巴黎和平协约》，而是命令第9军区继续战斗，这从侧面证实了在芹苴的美国领事馆的观察。按照黎德英的说法，在上级下令停火并要求从争夺区撤回部队时，他拒绝执行命令。2个月后，他再度接到要求停火撤军的命令，可还是拒绝执行。在黎德英大校看来，即便是《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了，战争依然没有结束，如果不继续保持进攻，抓住战争主动权，而是听任敌人拿回战争主动权的话，那么第9军区将陷入被动。连续两次抗命后，南方中央局直接越过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部，命令第9军区停止进攻，把部队撤回根据地进行休整补充。然而，黎德英大校第三次抗命不遵，立即招致了南方中央局的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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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南方中央局连续两次急电严令我们（第9军区）要认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式来迎接新形势到来。同时南方司令部也致电我们，批评我们拒不执行南方中央局的指示，并将对第9军区的批评抄报南方各个军区。当时南方中央局对我们的意见就是第9军区在九龙江下游的战斗行动是违反并撕毁《巴黎和平协约》的疯狂举动。1973年5月，南方中央局召开会议检讨《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以来的南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会上，来自中央（河内）和南方中央局的干部斥责我们第9军区拒不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给敌人以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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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黎德英接二连三地抗命却没有受到行政处分。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声称：“有人建议给我处分，因为我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严重违反了协定！”事实上，黎德英不仅没有被撤职，反而被任命为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部参谋长。在武元甲大将看来，黎德英大校是对的（因而他在1974年连升两级，成为中将）。陈文茶中将在回忆录中也肯定了黎德英大校的抗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具体的行动并不符合当时的一系列主张。按照这些主张，《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应该迅速稳定形势，立即划分敌我控制区，把武装力量撤到后方予以巩固，不许在军事上制造麻烦，而是以政治斗争、敌运工作为主，通过敌运工作和群众运动使敌人的军事行动陷于瘫痪，使敌人的据点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算是向敌人进攻了……只有第9军区有这样的认识，就当没有《巴黎和平协约》，没有任何新的情况，像以前一样行军打仗。虽然对《巴黎和平协约》和新的战略阶段认识得不够全面……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偏远的战场，传达上级的主张常常很慢，纠正错误也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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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维特将军把两越续战的根子怪在章善事件上是片面而不客观的。如果只看章善事件而闭口不谈南越国军主动在全线展开夺回作战，在第5军区吞下越军控制区三分之一地盘的行径，自然就“很容易”得出破坏《巴黎和平协约》是北越单方行为的结论。不过，维特将军有一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巴黎和平协约》并没有改变北越既定的“武统”政策。就算没有章善事件，武元甲大将也会找出别的借口继续北越的“武统”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从1959年至今（1973年）已经持续了13年，在熬过“特种战争”战略、“局部战争”战略以后，随着美国的撤出和“战争越南化”政策尾声的到来，北越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放弃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的政策。拿武元甲大将的话来说，胜利已不远了，这个时候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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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南方传达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议后，越南南方各个军区掀起了总反击的准备。面对越军即将发动的反攻，《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之后一度在战场上得势的越南共和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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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现实：1975年西贡大捷 [:170659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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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现实：1975年西贡大捷 阮文绍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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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来说，签署《巴黎和平协约》并不是他的意愿，这实在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威慑、恐吓和强迫”的结果。为了表明对越南共和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前）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都表态，美国绝对不会抛弃越南共和国，如果需要，美国将使用武力保障《巴黎和平协约》停火条款的执行，保障越南共和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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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尼克松的承诺并没有给阮文绍带来任何安全感。他既不相信《巴黎和平协约》，也不相信北越。《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越南共和国的战场态势可以说是相当不利。美国空军和全体盟国陆军撤离越南南方后，南越国军的兵力仅及越战高峰时期联军总兵力（含南越国军）的一半，支援火力更是削弱得极为厉害。此外，1972年复活节攻势也使得越军的根据地离各大城市更近了。在第2军区，崑嵩的西面和北面都是越军的控制区；在湄公河三角洲，西贡外围的环状防线在部分地段被越军压迫到距市区不到30英里；第1军区的形势更糟，南越海军陆战师团虽说夺回了广治市，可在接下来的后汉河进攻战斗和越门港突袭战斗中都没有得手，双方在广治市接近地成了对峙状态，越军的M46 130毫米加农炮随时可以打到广治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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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危急的军事形态，以及为了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档，阮文绍决定从1973年初开始大力扩军，重点是保安军（保安军从189个营扩充到339个）、民卫队和野战警察。在扩军的同时，阮文绍还拨出专款安置因1972年战火而流离失所的100万难民及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同时积极挥军反击。采取这些措施后，越南共和国政府控制区面积显著增加（至少在1973年8月以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让不少越南共和国军政高层和美方“恢复了自信”，认为越南共和国在脱离美国保护伞的情况下（尽管仍依赖美国财政援助），越南共和国终于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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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阮文绍明白，当前的要务不仅仅是与越军战斗，还要大力恢复生产和经济发展，让如惊弓之鸟般的越南共和国控制区民众有安全感。在美援大为削减的冲击和1972年越军战略攻势的破坏下，南越国民经济远未能复苏。全国失业人口日渐增多，通货膨胀极为严重。1973年6月，CPI指数飙涨19个百分点，而米价自1973年1月起更是在半年内飙升了25%。由于南越的货币皮阿斯特和美元挂钩，因此美元的贬值导致的世界范围内资源和成品批发价格的上涨沉重打击了南越经济。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酗酒、吸毒和犯罪增多，以及腐败猖獗，都加速了经济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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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中，腐败是越南共和国面临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正在由内往外，腐蚀着越南共和国。按照越南共和国最后一任国会主席阮文雄的说法，南越的腐化堕落简直就是“毒瘤”，他认为：“这架机器（越南共和国）整个都出了毛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中央机关到各省首脑，甚至地方小官都卷入了贪污腐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治好这种绝症呢？”一位美军顾问对越南共和国的腐化问题也评价得恰如其分：“越南共和国眼下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这使军队丧失战斗力，警察堕落，国民怨声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