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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南方中央局连续两次急电严令我们（第9军区）要认识新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式来迎接新形势到来。同时南方司令部也致电我们，批评我们拒不执行南方中央局的指示，并将对第9军区的批评抄报南方各个军区。当时南方中央局对我们的意见就是第9军区在九龙江下游的战斗行动是违反并撕毁《巴黎和平协约》的疯狂举动。1973年5月，南方中央局召开会议检讨《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以来的南方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会上，来自中央（河内）和南方中央局的干部斥责我们第9军区拒不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给敌人以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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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黎德英接二连三地抗命却没有受到行政处分。黎德英在回忆录中声称：“有人建议给我处分，因为我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并严重违反了协定！”事实上，黎德英不仅没有被撤职，反而被任命为越南南方解放军司令部参谋长。在武元甲大将看来，黎德英大校是对的（因而他在1974年连升两级，成为中将）。陈文茶中将在回忆录中也肯定了黎德英大校的抗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具体的行动并不符合当时的一系列主张。按照这些主张，《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应该迅速稳定形势，立即划分敌我控制区，把武装力量撤到后方予以巩固，不许在军事上制造麻烦，而是以政治斗争、敌运工作为主，通过敌运工作和群众运动使敌人的军事行动陷于瘫痪，使敌人的据点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算是向敌人进攻了……只有第9军区有这样的认识，就当没有《巴黎和平协约》，没有任何新的情况，像以前一样行军打仗。虽然对《巴黎和平协约》和新的战略阶段认识得不够全面……幸运的是，这是一个偏远的战场，传达上级的主张常常很慢，纠正错误也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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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笔者认为美国历史学家维特将军把两越续战的根子怪在章善事件上是片面而不客观的。如果只看章善事件而闭口不谈南越国军主动在全线展开夺回作战，在第5军区吞下越军控制区三分之一地盘的行径，自然就“很容易”得出破坏《巴黎和平协约》是北越单方行为的结论。不过，维特将军有一个结论是正确的，那就是《巴黎和平协约》并没有改变北越既定的“武统”政策。就算没有章善事件，武元甲大将也会找出别的借口继续北越的“武统”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从1959年至今（1973年）已经持续了13年，在熬过“特种战争”战略、“局部战争”战略以后，随着美国的撤出和“战争越南化”政策尾声的到来，北越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放弃已经坚持了这么久的政策。拿武元甲大将的话来说，胜利已不远了，这个时候放弃就等于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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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南方传达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议后，越南南方各个军区掀起了总反击的准备。面对越军即将发动的反攻，《巴黎和平协约》签署之后一度在战场上得势的越南共和国又将如何应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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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现实：1975年西贡大捷 阮文绍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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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来说，签署《巴黎和平协约》并不是他的意愿，这实在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威慑、恐吓和强迫”的结果。为了表明对越南共和国的支持，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前）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都表态，美国绝对不会抛弃越南共和国，如果需要，美国将使用武力保障《巴黎和平协约》停火条款的执行，保障越南共和国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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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尼克松的承诺并没有给阮文绍带来任何安全感。他既不相信《巴黎和平协约》，也不相信北越。《巴黎和平协约》签署后，越南共和国的战场态势可以说是相当不利。美国空军和全体盟国陆军撤离越南南方后，南越国军的兵力仅及越战高峰时期联军总兵力（含南越国军）的一半，支援火力更是削弱得极为厉害。此外，1972年复活节攻势也使得越军的根据地离各大城市更近了。在第2军区，崑嵩的西面和北面都是越军的控制区；在湄公河三角洲，西贡外围的环状防线在部分地段被越军压迫到距市区不到30英里；第1军区的形势更糟，南越海军陆战师团虽说夺回了广治市，可在接下来的后汉河进攻战斗和越门港突袭战斗中都没有得手，双方在广治市接近地成了对峙状态，越军的M46 130毫米加农炮随时可以打到广治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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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危急的军事形态，以及为了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档，阮文绍决定从1973年初开始大力扩军，重点是保安军（保安军从189个营扩充到339个）、民卫队和野战警察。在扩军的同时，阮文绍还拨出专款安置因1972年战火而流离失所的100万难民及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同时积极挥军反击。采取这些措施后，越南共和国政府控制区面积显著增加（至少在1973年8月以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让不少越南共和国军政高层和美方“恢复了自信”，认为越南共和国在脱离美国保护伞的情况下（尽管仍依赖美国财政援助），越南共和国终于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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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阮文绍明白，当前的要务不仅仅是与越军战斗，还要大力恢复生产和经济发展，让如惊弓之鸟般的越南共和国控制区民众有安全感。在美援大为削减的冲击和1972年越军战略攻势的破坏下，南越国民经济远未能复苏。全国失业人口日渐增多，通货膨胀极为严重。1973年6月，CPI指数飙涨19个百分点，而米价自1973年1月起更是在半年内飙升了25%。由于南越的货币皮阿斯特和美元挂钩，因此美元的贬值导致的世界范围内资源和成品批发价格的上涨沉重打击了南越经济。公众对经济的不满情绪达到了近年来的高峰，而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酗酒、吸毒和犯罪增多，以及腐败猖獗，都加速了经济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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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问题中，腐败是越南共和国面临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正在由内往外，腐蚀着越南共和国。按照越南共和国最后一任国会主席阮文雄的说法，南越的腐化堕落简直就是“毒瘤”，他认为：“这架机器（越南共和国）整个都出了毛病，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中央机关到各省首脑，甚至地方小官都卷入了贪污腐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治好这种绝症呢？”一位美军顾问对越南共和国的腐化问题也评价得恰如其分：“越南共和国眼下最可怕的问题就是贪污腐化，这使军队丧失战斗力，警察堕落，国民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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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没错，腐败不仅侵蚀了越南共和国各级政府部门，也给南越国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士兵们道德沦丧，贪污受贿成风。许多南越国军直升机飞行员在给陆军地面部队运送补给品时往往索要大米、肉、罐头甚至南越货币皮阿斯特。如果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找各种借口拒绝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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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问题把阮文绍搞得焦头烂额，可他还是力图振作。他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农业上。在他看来，南越的国民经济基础乃是湄公河三角洲出产的大米，但因连年战火致使许多土地荒芜，无人耕种。1972年战略进攻的结果导致1973年春季的湄公河三角洲出现严重歉收，加上通货膨胀，沉重打击了南越经济。正当他打算提高湄公河三角洲的粮食产量时，越军又杀了过来，让他的计划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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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开始，随着越南南方各军区“领会”了越南劳动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指导精神，越军开始在战场上掀起局部反攻。越军的第一个重点选在了第9军区和第8军区，这里正好是越南共和国的主要产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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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国军在1973年1月到8月的胜利消耗了大量的美国军援物资，当越军在1973年8月到1974年4月掀起局部反攻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足够的炮弹抵挡。结果，越军第8、第9军区奋战到1974年3月左右基本夺回了1973年1月到8月丢失的地盘。第8、第9军区的胜利鼓舞了越南南方的越军各大军区，他们也逐步在反攻中收复了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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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南方战场的局部反攻，越南北方继续向南方输送大量物资和兵员。根据《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第328页记载：“从1973年1月到9月，从北方往南方运送的物资达14万吨，比1972年同期增加了3倍。这些物资中有8万吨军用物资（包括2.7万吨武器、6000吨汽油和4万吨大米）和4.5万吨供应给新解放区人民的物资。10多万名干部战士，包括2个步兵师、2个炮兵团、1个高射炮师、1个装甲团、1个工兵团和各个新兵补充团，于1973年从北方行军进入战场。”有了这些兵力和武器装备的补充，越军在南方的实力急剧壮大，主力部队计有10个步兵师、24个主力团、102个步兵营和技术兵种营，每营有400人，每团有1800到2000人；地方部队有7万人（比起1968年确实下降很严重），乡村游击队有12万人，越军在南方的武装力量总数是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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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军的局部反攻胜利和大量兵力、物资涌入南方的情况下，越南共和国总统阮文绍也紧张万分。在他眼里，外敌与兵变同为越南共和国最大的威胁！为了在应付越军进攻期间不被内部捅刀子，阮文绍开始对南越国军人事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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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31日，阮文绍在电视和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声称北越将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几天后，他的担心被证实了，越军果然对广德省发动进攻。以部下作战不力为借口，阮文绍进行高层人事调整，让他的心腹——第3军区司令阮文明中将出任首都特区司令。几天之内，他以腐败罪名撤了第3军区所辖的第5和第25师团师团长。接着，他继续大动作，解除了5个省长和7个师长的职务。1973年11月初，阮文绍又以作战不力为由，撤掉了广德省省长；以在广德省战斗中丢失2个蒙塔格纳德（越南南方山地少数民族的统称）村为罪名，撤掉了第23师团师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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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迅速进行了人事调整，可阮文绍还是没能保住1973年1月到8月取得的战果。至1973年底，眼看奋战一年的战果全部付诸东流，忍无可忍的他决定反击。1974年1月4日，阮文绍在美萩市发表演说时声称：“我们不能坐视共军的渗透和进攻而不闻不问。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行动惩罚他们的侵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完成集结，然后袭扰我们，进攻我们的哨所和据点，摧毁我们的基础设施，窃取我们的大米。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的控制区采取反击行动，而且要对北越军的集结区和控制区展开行动……一直打到越共停止进攻和渗透并愿意参加全国选举为止，我们才罢手……我们绝对不能去听信任何对我国无端的评论和指责——不管这些言论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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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演讲，既是对越军的挑衅的回击，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说美国人在拍拍屁股走人以后，已经不关心这场战争和这个国家了。对于阮文绍来说，《巴黎和平协约》已是废纸一堆。环顾周围的人群，他声嘶力竭地吼道：“这场战争（南北双方殊死较量），再次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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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riêng B4 từ tháng 1 đến tháng 8-1973, thương vong 2.811 đông chi, trong đó hy sinh 885 đông chi”，出自《Lịch sử kháng chiến chống Mỹ cứu nước 1954-1975, tậ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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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阮永仪中将，于1932年10月出生于西贡附近，1952年从大叻军事学院（号称南越国军的西点军校）毕业。他是一名情报专家和坚定的反共分子，并和总统阮文绍、总理陈善谦有着很深的私交。他曾长期担任师参谋长，因此做参谋远比担任指挥官经验丰富。1968年6月，他晋升准将，并出任第21师团师团长。尽管他的指挥能力很一般，第21师团战斗力日渐下降，但他和阮文绍、陈善谦仍保持着友谊。1972年5月3日，指挥能力平平的他出任越南共和国国军第4军区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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