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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林光世中将手里还掌握着伞兵师团,可在越军发起上德会战后,第1军团司令吴光长中将就把伞兵师团第1、第3旅团调到岘港,连续对上德实施猛烈反击,保卫岘港西翼。这个调动立即让广治—顺化地区出现缺口,林光世只得从后汉河沿线抽1个海军陆战旅团前往顺化北面接替伞兵师团防务。不过,伞兵师团也没走完,还留了第2伞兵旅团镇守重要的海云岭,让林光世中将多少手里还有个预备队——别动军第15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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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军区的中部战线上,吴光长中将除了把伞兵师团第1、第3旅团摆到岘港西部外,还命令阮威幸少将的第3师团向南移动,保卫广南省剩下的地盘。按照第1军团情报部门的判断,他们认为越军在1975年对第1军团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广南省,目标自然是岘港。吴光长中将还是比较信赖自己的情报部门的,他把别动军第12联团从广义省拉过来,布置在广信省北部地区。别动军第11联团和倍受重创的别动军第14联团则集中到广义省,准备防范越军对第1军团南翼的打击。可这么一来却让广信省1974年的激战焦点——先福县空虚无防,只剩少得可怜的保安军部队来把守。不过,在第1军区所辖地盘上,广信省的保安军是各省保安军中的佼佼者,他们很少依赖外援。不管是出于自信还是自大,把先福县完全交给保安军来把守是吴光长在1975年部署上的一大失策,这个漏洞会给越军送上一份厚厚的“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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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步兵和装甲兵,吴光长中将手里还掌握着南越国军第1飞行师团和海军第1海防舰队。在充分估计到越军要在1975年对第1军团发动总攻后,吴光长中将忙里忙外,准备给1974年各次战役中蒙受惨重损失的部队补充兵力,使之重新恢复战斗力。他的努力虽然初显成效,可部队士气还是萎靡不振。普通士兵微薄的工资根本没法养活家人,补给严重短缺,药品和汽油储备都消耗殆尽。在1974年应付越军的各次进攻战役中,吴光长中将消耗了很大一部分炮兵弹药储备,结果造成了这样的窘境:吴光长手里握着南越国军武装力量中最强大的部队,可他一没有预备队,二没有多少战略储备,三所辖部队严重缺编,四地形对他不利,五支援火力受到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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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光长面临重重困难的同时,河内却在南越北部进行最大密度的兵力集结。越军在南越国军第1军团前指所辖地区拥有2个军/军区指挥机构:第2军和治天军区。越军的第2军下辖第304、第324和第325步兵师,这三个师是曾在1966年到1968年溪山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精锐之师。除此之外,越军第2军还有第673防空师、第164炮兵旅、第203坦克旅、第219工兵旅、第463通信团和一些直属单位。治天军区也拥有3个主力团和8个主力营。在海云岭南面,第5军区还有久经沙场的王牌部队——阮真少将的第2步兵师(活动在广南省南部)和广义省的第52步兵旅,以及地方部队大约12个营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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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越军重兵压境,吴光长中将也抓紧时间草拟自己的防御计划。1974年12月,南越国军联合参谋本部通知他说,河内在1975年对第1军团的主要进攻目的是打破广治省的平衡,通过拿下海云岭切断1号公路,孤立顺化和岘港。如果越军还以和1974年进攻同样的部队展开攻击,吴光长中将有信心击败他们。可如果越军从北方调动几个战略预备师增援北部战线的话,那他就只有把兵力撤下来,集中固守顺化了。如果战况发展更糟糕,比如中部和南部战线崩溃的话,吴光长就会把兵力集中撤到岘港和广信省南部的朱莱半岛。当时,朱莱是南越国军第2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同时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前的大型基地,内有一个大型机场和港口码头设施,进可攻退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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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长的龟缩固守顺化和岘港,以及南越国军往沿海各个城市收缩固守的方案,正是河内最担心的。越军的战役计划制定者们都担心,如果南越国军龟缩沿海城市的话,会集中兵力和火力死守,这样就会给越军的突破攻坚带来巨大麻烦,当然也会加大越军的损失。而吴光长最担心的是河内把战略预备队的几个师调过来,打破双方的力量平衡。1974年11月,接到南越方面的间谍报告说越军第308步兵师从北方南下后,吴光长中将更是提高了警觉。1975年1月,南越情报机构获得消息,说越军第341步兵师进入广治省,换下第325步兵师。这些情报虽然都没有得到证实,但南越国军联合参谋本部却据此认为广治就是河内1975年春季进攻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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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南越国军第1军团情报主任预计,越军先在各省发起零星攻击,直到所有部队都卷入战斗,再逐步演化成总攻击。最初的进攻将会是猛烈而短促的,大约到1975年4月底至5月初达到高潮。第1军团情报主任做出这些判断结论的理由如下:第一,越军在1974年的各次进攻战役中也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要花时间重建受损部队和送上大量补给品;第二,天气依然不佳。通常,越南中部的雨季到每年1月就会逐步消停,可今年(1975年)雨一直下到2月份。洪水暴涨迟滞了越军的攻势准备工作和战役打响时期,因为越军需要花时间修复损坏的道路,给部队提供食物和加强部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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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南越国军第1军团的捉襟见肘和吴光长的忧心忡忡,越南人民军却是士气高涨,立志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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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的农山—上德战役以及罗山战役的胜利,让越南人民军第2军逐步成长壮大,逐步学会了兵种协同攻坚突破作战和兵种协同防御战斗。根据这两个战役暴露出的部队建设质量有待提高和中下级指挥员在多兵种协同作战上的组织指挥能力欠缺,越军第2军党委和军指决定1974年10月到12月的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干部培训和充实军指机关上。为此,第2军从治天军区各机关抽调一批干部(主要是以前的9号公路—北广治阵线干部),总参谋部各机关也派一批组织指挥多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强的干部下来,完成了对第2军军指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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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定了组织后,越军第2军开始组织集训,意在加强中高级指挥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1974年12月,第2军连续举办两期中高级指挥干部集训班,后勤部门也进行集训和轮训,各师和技术兵种单位(旅级)也自行组织了几轮营连干部集训,提高对技术兵器的操作和组织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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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指挥干部在充电,士官和战士也没闲着。部队诸兵种协同战斗能力的提高不仅仅取决于指挥,也取决于广大战士的训练水平的提高和对技术装备的了解熟悉程度,以及兵种之间配合的默契程度。有鉴于此,越军第2军部队,特别是第325步兵师不断和坦克、炮兵进行营、团级别的兵种协同训练,让战士们进一步熟悉了坦克和重炮的同时,也提高了兵种协同能力和默契程度。在战术上,除了以前的伏击和运动进攻战法外,越军开始越来越多地强调正面攻坚突破和长途追击战斗,以及白昼的防空、坦克装甲兵、炮兵、工兵、步兵和特工协同对拥有空炮火力支援并依托坚固防御阵地的守敌实施诸兵种进攻战斗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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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测训练水平,1974年12月底,越军第325步兵师在241高地(原美军的卡罗尔火力基地)周围进行大规模实战演习,第673防空师、第164炮兵旅、第203坦克旅、第219工兵旅,第463通信团各派一部参加。通过这次演习,越军第325步兵师证明自己已初步具有诸兵种协同组织和战斗能力,这为1975年顺化—岘港战役作为奇兵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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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部队训练、总结学习农山—上德战役和罗山战役的战斗经验,并通过演习,越军第2军的指战员们初步拥有了诸兵种协同战斗能力,并进一步增强了步兵和技术兵种的默契程度。不过,未来的战役不能只靠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后勤保障同样是胜败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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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74年底,越军第2军后勤部门开始为即将打响的战役忙碌起来。各仓库系统、兵站线和各收容队、机动调制队相继运转起来。第2军的汽车兵克服雨季带来的洪涝泥泞等诸多困难,连续行车1012趟,把各类火炮的95%、各类运输车的85%,以及10000支各类枪支和各类技术装备送到前线,同时还往承天省的阿里(A Lưới)地区转运了上千吨弹药、粮食、副食品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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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拟定的1975年春季战略攻势计划,第2军要在12号公路和12号公路北面(也就是顺化西北)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任务是消灭南越国军第1军团一部分重要的有生力量,钳制吸引住南越国军重要的战略机动兵团,对西原战役形成有力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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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返回河内汇报战役准备工作的第2军参谋长裴公治上校却向副总参谋长黎玉贤少将指出,在目前的战场态势下,12号公路是对方竭尽全力防御的地段,选择这个方向作为突破口,不仅会在进攻的时候受到对方极为顽强的抵抗,而且交通网有限,难以展开大兵团,即便突破了对方的防御地带,也没法快速发展进攻。裴公治表示,不同意总参谋部选择的这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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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裴公治的质疑,黎玉贤断然驳回:“这是总参谋部首长的一致意见,不容你们擅自更改!”回到第2军军指,裴公治向第2军军长黄文泰和军政委黎灵大吐苦水,诉说了自己在总参谋部汇报工作时碰壁的情况。黄文泰和黎灵都对总参谋部的意见感到很不理解:这么打岂不是硬碰硬?他们决定在执行总参谋部命令的同时,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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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战役准备工作完成的同时,第2军军长黄文泰晋升上将,返回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阮友安少将补任第2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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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友安也许是越南人民军中除了武元甲外,最为人所熟知的将领,同时也是出色的战术家。他是从一名战士一步步成长为将军的典范(和第304步兵师师长黎公世一样)。1950年边界战役的时候,阮友安就是第174步兵团的一位营长,后晋升为174团团长参加了奠边府战役,在第二阶段打A1高地的战斗中蒙受惨败。不过,A1高地的失败并不能完全怪他,武元甲也没有深究他的责任。战后,在越南人民军和平发展建设时期,他出任越军第325步兵师师长,并带着部队于1964年底到1965年初开赴越南南方,参加越战。1965年11月,他出任西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指挥了著名的德浪河谷地战斗,随后出任越军第1步兵师师长,在1967年11月的德都1号战役中,重创了美国陆军第173空降旅,获得了西原军区对美军作战最大的战役胜利。1968年,他离开西原军区,前往老挝战场担任武立少将的副手,协助指挥了139号战役。1970年,他出任第308A步兵师师长,在1971年南寮—9号公路反攻战役中大败南越国军,特别是首战即半歼南越国军黑虎营,打开了战役胜利之门。1972年,他指挥老挝战场的越军第308B步兵师、第312A步兵师和第316A步兵师,发起直捣王宝老巢的桑通—龙镇战役(越军将此战命名为Z战役),最终攻克了桑通和龙镇。战略进攻开始后,他于南越国军第1军团反攻阶段,临危受命再次出任第308A步兵师师长,重点击退了南越国军伞兵师团的反击,保障了在广治市内和古城的第48步兵团和第95步兵团的侧翼安全。接着,他又率第308步兵师在后汉河防御战中粉碎了南越国军伞兵师团和海军陆战师团的多次冲击,保住了广治省新解放区。由这位战功卓著的战术专家来出任第2军军长,充分说明了越军对治天方向进攻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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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任以后,仔细审核了黄文泰留下的作战计划,并多次召集第2军参谋部研究作战方案。经过多次讨论,第2军党委、军指和参谋机关集体对战役方向的选择产生了极大的忧虑,他们一致认为12号公路区域敌人防御严密、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如果坚持要选择这个方向作为战役突破口的话,那么战役发展会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千载难逢的战略大机遇到来时很难解放整个治天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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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苏联留学2年归来的阮友安少将对军事指挥艺术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采取一切办法创造兵力和技术兵器的绝对优势,同时兼顾后方交通网便利,保障自己在战役发起后牢牢掌握主动权,迫敌陷入被动不利态势,才算是正确的战役突破口。因此,选好战役突破口就等于战役胜利了一半。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诸多胜利战役就是以此为基础实现的,美军在太平洋的诸多岛屿战也是遵循着这一原则。突破口选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战役成败,阮友安不得慎重再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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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开治天战场的敌我兵力态势图,阮友安仔细审查着敌情:在南越国军第1军团地盘上,第2军情报部门标定的是5个师团的兵力(包括海军陆战师团和伞兵师团)、4个别动军联团、炮兵21个营又部分连排计418门105毫米以上火炮,坦克装甲车4个战团又6个支团计449辆,第1飞行师团96架作战飞机和第1海防舰队。在辅助军事力量上,仅治天战场就有保安军2个联团又21个连、民卫队319个排、34550名民事防卫兵,加上野战警察,总计武装力量是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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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各个区域的防御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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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河到美政河之间的地区驻有第258和第369海军陆战旅团、第913保安联团、第17装甲战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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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河到顺化之间的区域驻有第147海军陆战旅团、第20装甲战团、同林火力基地和一些保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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