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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许多日本人会秉持相同的看法，似乎“普世”的西方给一个深陷中世纪混沌的国度带来了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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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准将或许打心眼里相信他的使命就是教化劣等人，但是无论是此次访日，还是1854年再度访日，他的当务之急都是扩大美国在日贸易权益。他麾下战舰甲板上的六十一门火炮和日本形同虚设的海防（多数炮台都是障眼法，再说日本当时也没有海军）最终令江户幕府认识到，与其发动一场以卵击石的战争，不如委曲求全。自此，美国舰船获准驶入两个指定的日本港口，装载煤和其他补给。这些东西美国人会花钱购买，算是建立贸易关系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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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看来，这一切颇得他们的心意，而佩里也会因为迫使日本“开国”而名留青史。在他的一生中，这份殊荣总是被挂在嘴边，逢人必吹嘘一番。的确，佩里的黑船以及其他出没在该地区的西方舰船触发了日本朝野的一场政治危机，终结了这个国家闭关锁国的状态。江户幕府的独裁统治维系了两百余年，但与西方优势力量的对峙暴露出了它不堪一击的一面。无独有偶，二战期间，日军也将欧洲帝国的外强中干展现得一览无余。围绕如何应对危机方为上策一事，日本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部分少数派呼吁放外国人进来，打开国门，对外通商；其他人则赞成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番夷逐之门外。越来越多心怀不满的地方武士和知识分子预谋推翻不得人心的幕府，建立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并扶植天皇（以及他们自己）站上权力舞台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一群鲁莽的好战之徒，妄图剪除任何反对将军的势力。造成这番动荡并非佩里一个人的“功劳”，但他的做法无疑激化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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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佩里认为日本人乃井底之蛙的想法实则大谬不然。在他抵达江户湾之际，日本精英对美国的了解要胜过美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尽管相对闭塞，但日本人比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多数亚洲人还是更了解西方。他们在英美政治、西方科学、医学、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着实令人叹服。他们手头掌握着详细的美国地图，也知晓美国的政治制度。17世纪时，西方科学便已东渐，流入日本。日本人还做过有关俄国军事、英国经济等多方面的研究。不过，鉴于后来的历史进程，日本人从上述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要比研究本身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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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基督教在日本从未获得过发展壮大的机会，但实际上早在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传教士在劝说日本人入教一事上便成绩斐然，特别是精英阶层中皈依者甚众。这使得将军及其谋士深深忌惮这一西方信仰。1638年，日本基督徒惨遭屠戮，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被认为有基督教色彩的书籍一概遭到取缔，利玛窦撰写的科学类书籍也赫然在列。更奇怪的是，就连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西塞罗的《论友谊》也被视为禁书。但西学并未因此偃旗息鼓。17世纪初，当局对所谓的基督教宣传品的封杀，以及旅居长崎的荷兰商人，共同促成了“兰学”的滥觞，也就是“荷兰研究”。以这门新型学问为业的人统称为“兰学者”，意即研究荷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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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荷兰人的印象是一群番邦异兽，小解时会像狗那样抬起腿，他们一头红毛，眼珠子蓝得跟鬼畜一样。不过，没过多久，长崎官方指派的通事便发现西医效果显著，而相形之下，中医则不那么管用。这些人说是通事，其实还身兼坐探一职。在没有辞典、不谙语法的情况下，他们学会了荷兰语，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除此之外，长崎和江户的部分医生还勤奋地钻研欧洲医学。官方对与荷兰有关的事物也饶有兴致。每年，荷兰商人都会被传唤至江户，接受将军及其随从的连番提问。为了给后者助兴，荷兰人还被要求唱歌、跳舞、互相亲吻，活脱脱地被当成了马戏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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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0年，对欧洲事务发自内心感兴趣的幕府将军德川吉宗放松了对西方书籍的禁令。吉宗有着异乎寻常的宽广胸襟，但他同中国帝王一样，是个心系稼穑殷盛的传统主政者。当时正值城市工商业萌芽和乡村暴动频发的时期，为防止出现更多农民起义，吉宗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由于节气对于农耕至关重要，将军便重视起历法来。在听人进谏说欧洲历制比中国历制更精确后，他决意弘扬“兰学”，并表示：“红毛国的人，做事往往靠心理演算，讲究合情合理；他们只会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要是某事不确定的话，他们不会言之凿凿，也不会拿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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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宗对“兰学”感兴趣，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而非哲学思辨。尽管如此，他的态度同中国皇帝还是大相径庭。在后者的构想中，天朝大国居于天下中心。吉宗的继任者并非个个同他一样有着旺盛的好奇心和豁达的心胸，此外，兰学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尤其在19世纪初，那时幕府正绞杀异端学说。无论大多数兰学者多么爱国，多么保守，只要他们过度醉心于西洋事物，身上总隐隐笼罩着一层卖国嫌疑。官方以及多数学者的立场是，尽管西方科学在有效治理日本一事上可以成为一件有力工具，但是万万不可让普通人接触到外国思想，生怕人们会“找不着北”，忘了听统治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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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奉行的意识形态是新儒家，这是儒家思想中特别保守的一脉，创始者是12世纪中国哲学家朱熹。朱熹强调自然秩序的重要性，而这一点经日本人诠释，成了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儒家士大夫的职责是解释典籍，确保人们加以遵守。他们好比教士，有权阐释上天的法条。19世纪著名自由派教育家福泽谕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传统的局限性：“在吾国，学问意味着统治者的学问，仅仅是治国术的一个分支。”不少儒生——日语里称“儒者”——兼具教师和中医的身份，西学与他们奉为圭臬的部分信条格格不入，对其地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因此，他们乐见西学倡导者遭到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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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洋教师过从甚密或许会以悲剧收场。长崎的荷兰贸易使团里有个十分博学的人，名叫菲利普·弗朗茨·冯·西鲍鲁特（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是个内科医生，有德国血统，为人少言寡语。痴迷于收藏日本物件的冯·西鲍鲁特帐下有不少敬重他的日本弟子。1826年，在前往江户途中，他同高桥景保交换了礼物。高桥是出色的翻译和天文学家，是荷兰人口中的“格劳比乌斯”（Globius）。“格劳比乌斯”送给冯·西鲍鲁特一份日本地图，自己则获赠一幅世界航海图。消息一经走漏，冯·西鲍鲁特就因间谍罪被捕，继而被驱逐出境，而“格劳比乌斯”于三年后死在狱中，死因或为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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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倒霉的学者是青年吉田松阴，他无比渴望见识西方世界，央求佩里让他上船，带他回美国。佩里拒绝了他。吉田因擅自登上美舰被囚禁于牢笼内。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也因为怂恿学生出国游学身陷囹圄。佐久间曾基于自己的西学功底，发展出一套理论，探讨防范外夷入侵的最佳对策。他发表过《省侃录》这部名作。出狱后，因为给坐骑安了西式马鞍，佐久间死在了狂热的反西方分子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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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钻研西学是要冒风险的。然而，多数兰学家很难算是逆党，哪怕是那些呼吁以妥协退让来应对佩里掀起的风波的人，也一样不是乱臣贼子。许多人或行事谨慎，唯恐被卷入政治，或对此不屑一顾。总之，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赤忱的爱国者，虽对中国中心论的蒙昧主义倾向颇有微词，却仍笃信新儒家的那套君臣之道。同冯·西鲍鲁特交换礼物的“格劳比乌斯”因涉嫌卖国死在狱中，但也同样是他，曾于1825年建言政府将所有外国船只驱离日本海岸。要是有人能将18、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日本思想家分为两派，一派是进步的、信奉自由主义和追求民主的西化论者，另一派是反动的、倡导本土论的威权主义者，这固然很好，可问题是这种区分过去不存在，如今也不成立。积极鼓吹通商和怀柔的人士——他们中有不少兰学家——同时也宣称，有朝一日，待日本“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国家就能再度回退到安稳的锁国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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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钻研“兰学”的人自己浑然不觉，他们的学识对削弱儒教国家的哲学合法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人从中国那里借鉴了一套基于天下原则的治国理念：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要以天下自然秩序为依据，一位仁君务必确保二者之间的和合共生。儒家伦理被认为符合自然原则，“兰学”则引入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要是能对自然原则进行理性分析，而支撑儒教国家的天下观念又可以被证伪的话，那会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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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西方科学在中国造成的震荡要甚于日本，因为其显示出中国并非天下的中心。为了避免可能爆发的伦理革命，中国人采取了将中式伦理同西方科学一分为二的做法，就仿佛欧洲思想无关乎伦理。19世纪末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实际上，这在中国根本行不通。西学不可能在不遭到严重歪曲的前提下被剥离到简单的器物层面，而旧有的中国中心论原则也很难同科学探索相调和。因此19世纪以降的中国思想家往往会在立场上呈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先前沉郁的保守主义思想倒向激烈的偶像破坏论：要么就捍卫中国传统——管它应是何种面目——使其免受哪怕一丁点儿外国势力的玷污，要么就打着“赛先生”的旗帜，把传统砸个稀巴烂。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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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西方思想，日本人有着相似的对策，却不像中国那般疾风骤雨，或者就算是疾风骤雨，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日本的知识分子同样采取了“举西方科学，存日本精华”这一保全颜面的策略，结果一样碰壁。然而，日本具备一大优势，即文化边缘性。过去视中国为智慧中心的日本思想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寻其他效仿对象。重要的是，鲜有日本人会幻想地球围绕日本转，他们或许会认为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一片得神护佑的土地，但与之争夺神明眷顾的国度还有很多。他们还明白，日本的政治制度乃至其立足的原则都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一旦旧秩序运转不灵，想再师从他国也不会面临什么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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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的另一大区别在于权力分割。在中国，世俗和政治权力集中在朝廷手里。德川时期的日本，将军以铁腕统御全国，天皇的角色则更近似教皇，经过他的加冕，世俗统治者才被赋予了合法性。这种安排后来有所异化，原因是与天皇同属一朝的将军也开始显露出一些帝王相。不过，分权有一大好处：可以起来造政府的反。而要是打着效忠天皇的旗号、且无叛国之嫌时，就更是如此。换成中国，这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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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影响常常是日本剧变的催化剂，但绝不是幕府体制开始显露颓势的唯一诱因。早在17世纪，以大阪为主的一些沿海城市就已形成一个日益富裕且成熟的商人阶层。他们买卖日用品，订立自由契约，从事奇货可居的投机生意。商人在官方的尊卑体系中要比农民和匠人低一等，但当他们富起来的同时，名义上处在等级制顶端的武士往往变得无用武之地，到了18、19世纪愈发穷困潦倒。天下太平了，职业武士还有何用？武士的数量太多，没法安排所有人进入官府工作，经商则又显屈尊。三百年后风靡西方的那些记录武士信条和侠义精神的浪漫文字其实反映了他们无所事事的状态。旨在重武抑商的尊卑体系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此外，闭关锁国的国策也阻滞了日本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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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40年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消息传至日本，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不仅说明中国已十分落后，同时也折射出日本自身的脆弱性。但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很早以前就已抱有这样的疑虑。1644年，满族灭明后不久，国势便一落千丈。差不多在胸襟宽广的德川吉宗大力倡导兰学的同时，日本国内还兴起了一股复兴文化传统的热潮。信奉本土论的学者在日本诗歌、神道教之万物有灵论和天皇崇拜中寻找日本优越性的证据（他们确实找到了）。甚至有人表示日本应取代中国，成为真正的中央帝国——至少他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跟日本皇室的纯净血脉一对比，中国叛乱频仍、朝代更迭的政局就相形见绌了。日本文学表达含蓄温婉，汉学则被认为过于冰冷和理性。就连日本的亲华派也开始挑战“新儒家思想象征自然秩序”这一命题。而经由“兰学”引进的地理学则清晰地表明中国并非天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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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日本国内的本土论者依然有一种恼人的习惯，他们研究外国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印证日本民族独一无二的优越性。神道教复兴论者牢牢抓住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以此证明日本人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地球当然是围绕太阳转，那么天照大神，即太阳女神，难道不是日本人的神圣祖先么？日本不是从诞生之初就面朝太阳么？无疑，这种说法在佛教徒和信奉中国中心论的保守派看来不啻为歪理邪说，但同时也恰恰点明了西方思想之所以令本土论者心潮澎湃的原因：其有助于将日本从中华文化圈里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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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本土论者对基督教的态度。18世纪末19世纪初，本土学派的重镇设在水户一座别致庭院里的书院（保存至今）。位于江户东北的水户长期以来就是学问之都，佩里准将造访日本时，水户藩藩主态度强硬，反对向外国人作出任何妥协。他鼓吹“尊皇攘夷”的口号。在他的支持下，所谓的水户学派专事日本独特性的理论研究。该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会泽正志斋曾在1825年发表著名的《新论》。会泽宣称，基督教是邪教，西方蛮夷则是一群“野猪饿狼”，他们在日本一靠岸，就应被剿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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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会泽同其他水户学派人士又都是勤勉的兰学者。会泽总结道，欧洲国家之所以强盛——这点他一上来就予以肯定——要归功于西方信仰。他认为，作为国教的基督教令欧洲臣民自然地归顺统治者，一神论可以促成国家统一，“政”“教”应当合一。这样说来，日本需要的是属于自己的国教，由天皇担任大祭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应该将神道教这一远古的日本信仰由众神崇拜的自然宗教改造成一门将所有日本人都置于天皇荫庇之下的全民信仰。神圣祖先天照大神将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地位堪比基督教里的上帝。令人扼腕的是，政教合一后来成为日本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奠基石之一，借的是古代传统的力，但效仿对象依然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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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学者和水户本土论者都或明确或隐晦地挑战了中国中心论式的旧秩序，因而两派人的立场实际上是一致的。不管是兰学者，还是本土论者，都不欢迎佩里舰队这群不速之客，有许多人是彻头彻尾的排外论者。不过，他们承认西方思想的力量，也愿意加深了解，为的是能使日本有朝一日跻身强国之林。撇开围绕远古文献、皇室血脉纯洁性和祖先神祇的那套玄奥话语，从许多方面来看，本土论者和西方人一样现代，尽管西方到了他们这里通常会变得面目全非。此外，他们还将西方世界最坏、最无情的一些东西学了去，并仿而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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