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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把新的活动地点设在长崎，他在那里研习西方政治体制，并对欧洲国家的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没读过几年书，坂本想必聪慧异常，因为早在1867年时，他就已设想出后幕府时期一幅高度详备的政府架构蓝图：政治权力必须被交还到天皇手中，但一切政府决策的通过须以两大立法机构，即上下议事院的“全体人员意见为依据”。宪法的起草也势在必行；在物色高官人选一事上，则采取任贤选能的原则，不再看重等级或出身。（有必要记住的是，像坂本这样地位卑微的武士总被要求对上级卑躬屈膝，不管是在本藩还是外藩。）后来，坂本在另一份文件里详细说明了如何遴选贤能以及选举委员会所发挥的作用。对于开展外事，他的意见是“要遵循全体意见通过的恰当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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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坂本自身的背景以及此类政治模式在日本史上尚属首创这一事实，这份文件的意义不容低估。一年后，其中大段行文被写入明治维新的《五条御誓文》**，正式宣告幕府统治的终结。明治，顾名思义就是“开明之治”，被用作天皇的新年号。过不了多久，“明治”二字便会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现代化进程的代名词，引得那些仍然生活在西方殖民统治下的亚洲人纷纷投来敬畏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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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如何经由进步思想洗礼，从封建主义和军事专制迈向自由和启蒙。可惜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毋庸赘言，政治自由主义的种子已经撒下，但其生长进程从一开始便受到其他力量的阻遏，将日本推往另一个方向。一旦天皇和他的廷臣为某个政治目的所用——利用他们的是反抗幕府的叛党，以萨摩和长州这两个藩为主——一种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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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身居京都的天皇象征着日本文化与道德的守护人。对于其政治授信，将军根本不当回事，甚至都懒得与之见上一面，遑论共商国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末，情况则大为不同。反抗幕府的强硬派人士怂恿孝明天皇反对同美国签订协议，但天皇本不应对这类事发表意见。即便反对幕府的叛党并不真的希望看到天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也已拉开了天皇制走向政治化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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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进程最终以灾难收场，其结果早在新宪法制定之初的几部草案里就可见端倪。1867年，在同萨摩和土佐方面的代表会晤过后，坂本龙马等制宪者拟了一部草案，其中包含下述条文：“国无二君，家无二主，政刑††归于一君乃自然之理。”话虽如此，这番措辞还是给建立世俗政府留有一定余地。天皇依然可以只充当名义上的统治者，将执政之事托付给文官组成的政府。但实际情况似乎是“复古神道”学派的口号“祭政一致”——即祭祀和政事统一——正在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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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统治的终结并不像坂本料想的那样是个和平的过程。1868——1869年间，拥护幕府的臣子和天皇的军队之间爆发了内战。拥幕派来自东北的几个藩，倒幕派则来自西南。战事进行得很惨烈，那些不幸身处交战双方中间地带的平民只能任凭武士对他们百般欺凌。幕府的最后一道防线设在会津这座水户西北的城邑。三万天皇大军兵临城下，用最新式的西方火炮轰击会津藩藩主的堡垒。在苦苦支撑逾两周后，这座城池被大火吞噬。许许多多拥幕派年轻武士在绝望中切腹自尽。堡垒被攻破了。会津藩藩主损失了三千多名手下，他本有两万多人马，剩余的散兵游勇面对追兵，一路逃亡至北方的苦寒之地，死于饥馑者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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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迁都江户，并更名为东京，这也是近千年来天皇首次与政府机关同处一座都城。东京市中心建起了名为“靖国”的神社，以缅怀为天皇捐躯的英灵。他们的牌位被供奉在神社内。在后世一系列对外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也将魂归此地。那些效忠幕府的人士则下场凄凉，无人为他们建祠立碑。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依旧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抵触心理，反对者不仅有日本过去在亚洲的敌人，还包括日本国内的基督徒和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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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坂本没能活着看到幕府走向覆灭的这一天，亦未能等到他为之呕心沥血的明治维新成为事实。幕府统治的最后几年里，京都成了一片乱世，遍地都是阴谋家、刺客和行走江湖的剑士，人人都在蠢蠢欲动。1867年冬，坂本藏身于一位贩酱油的友人家中。他知道幕府的人在追杀他，但自觉无人身安全之虞，于是差保镖出门买吃的。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商人家的门，说要找坂本龙马。坂本的家仆刚想转身去禀告楼上的主人，来客便闯进屋内，身边还跟着两名剑客，他们拔刀向坂本的头部、身体和四肢砍去。这些刺客是“新选组”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杀光所有与将军为敌的人。事毕，他们走了，留下了倒在血泊中的日本制宪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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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勒德·菲尔莫尔（1800——1874），美国第十三任总统，任内（1850——1853）开启了美日关系史上重要一步。——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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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书作millenarian cults，但在日本幕末时期，并非带基督教色彩的千禧年主义信仰，而是末法思想，一种佛教末世论。末法是佛教用语，指正法绝灭，佛法衰颓之时代。——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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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井伊直弼（1815——1860），彦根藩藩主和江户幕府大老。其暗杀事件被称为“樱田门外之变”。——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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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民族独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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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海舟（1823——1899）是幕臣中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幕府海军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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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条御誓文》，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四年阴历三月十四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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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行政和司法权。——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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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二章 文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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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2月11日是日本神话里首位天皇建立皇权的日子，日本特意选在1889年的这一天纪念其“名正言顺”地跻身强国之林。一个焕然一新、与封建时代彻底决裂的日本将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宪法，落实“文明开化”这一明治时期的主要口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口号，略晚些流传开来，这个口号便是“富国强兵”。不过这还是后话。说到天皇，他像神赐礼物一样将宪法施予臣民。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而举行的仪式隆重而盛大，十分符合明治日本那种奇特的文化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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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明治天皇（外国人多以其名“睦仁”称呼）便穿上古制朝服，遁入东京皇宫的神社内室中，向列祖列宗禀告了新宪法的事。他解释道，这份文件符合“文明进步”的精神，旋即话锋一转，劝诸位先皇不要担心，说新宪法定会维系皇权的世代传承。还不光是维系，明治维新——抑或是明治维新的政治宣传——的意义就在于，它“复辟”了远古形态的日本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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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天皇的臣民此时还对皇恩浩荡的陛下赐给他们的新宪法的内容浑然不知，但就算是参加了随后举办的庆典的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庆典于当天晚些时候进行，天皇身边有一位德国顾问，专门负责就宫廷礼仪的“移风易俗”出主意。庆典便采纳他的方案，取欧式风格。正如当时某幅浮世绘所示，天皇的觐见室为仿维多利亚风格，欧式和日式图案随处可见，譬如金色的流苏、红色的软绒、精致的镀金烛台，数量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已换上一套欧式元帅服的天皇端坐在金灿灿的普鲁士风格的御座上，身后是皇家徽章，脚下铺着长长的红地毯。皇后紧挨夫君而坐，身穿一件极不相称的粉色晚礼服。她一般不抛头露面，此次登场，再度证明日本已接受文明开化的新风尚。天皇手下的大臣和留着连鬓胡子的士绅或身穿双排纽礼服，或一身戎装，腰板挺得笔直，显得不太自然。在画家笔下，他们被安上了一双与实际不相符的大长腿。天皇一侧是他的外交团队，以赞许的目光看着眼前这一切，好似观摩学校话剧社表演的家长。随侍人员中还有伊藤博文，他是日本枢密院议长，也是新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伊藤崇拜俾斯麦，举手投足间有几分神似“铁血宰相”，包括后者手持雪茄的仪态。（二战后担任首相的吉田茂也会以此方式表达对丘吉尔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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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给这一喜庆场合蒙上了污点：改革派文部大臣*森有礼遇刺身亡。他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笃信不疑，以至于提倡日本人和欧洲人通婚，“是为提高日本国力之上策”。排外势力长期以来就对森有礼的西化做派恨之入骨。制宪日当天，一位来自长州的原藩士刺死了森有礼，原因是他在参拜伊势神宫这一神道教至尊圣地时表现得不够恭敬。尽管森有礼会因为喜欢说教被载入史册，但杀害他的年轻人一样青史留名，理由是他的爱国精神“至真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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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868年政府许诺出台宪法以来，日本人总算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十年来，举国上下的人都对新宪法的性质和可能的内容议论纷纷。民权和自然权利活动家发表倡议，撰写草案。同坂本龙马一样，植木枝盛也是来自土佐的原藩士，他写了一首歌，鼓吹主权在民，其中几句歌词激情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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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为宪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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