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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之后，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在谈到明治时期的那股假正经之风时，依旧是气不打一处来。针对在公共场合裸体和男女混浴等“粗鄙下作”、叫人难堪的行为制定禁令，背后动机主要是生怕外国人的责难，倒不是国人自己变含蓄了。三岛将明治日本比作“就像因准备接待客人而焦虑的家庭主妇，将普通日用品藏入柜中，脱下平素穿的便装，希望整洁无瑕、一尘不染的理想化家庭生活能让客人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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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略微有些夸大其词，多数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并不像舞台上的欧洲人，而且就算是上流社会人士，也只是在公开场合如此为之。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还是挺乐在其中的。欧化的惺惺作态发展到高潮时，“文明开化”之风蔚为大观，其典型便是在鹿鸣馆举行的大型舞会。鹿鸣馆的主人是井上馨，他举办舞会的目的是庆贺1885年天皇生日。《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um）的作者法国人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众舞客之一。他的观后感虽显傲慢，但恐怕十分准确。鹿鸣馆的设计出自英国建筑师之手，糅合了维多利亚式、法兰西帝国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等几种风格。洛蒂形容鹿鸣馆的外观像法国乡下的温泉疗养院。在他看来，身着燕尾服的日本士绅活像表演杂耍的猴子；而女眷则穿着肥大的荷边鲸骨裙，绸缎裙摆拖在地上；她们倚墙而立，好似色彩斑斓的挂毯。好吧，这还挺“别开生面”的。日本人竭力模仿欧洲人的一颦一笑，男宾们抽着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则小口小口品食着宴会桌上堆积如山的松露、果酱和冰激凌雪葩。这边厢法国管弦乐队演奏起歌剧小品，那边厢德国乐队就奏响波尔卡、玛祖卡和华尔兹舞曲。洛蒂写道：“那些个一身华服的日本人啊，跳起舞来倒是中规中矩的。但能感觉得到，舞步像是强行灌入他们脑子里，所以动起来如同自动人偶般，没有一点儿自主性。要是碰巧没踩准拍子，就得打断他们，从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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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和洛蒂一样对这一切哑然失笑，但须知举办舞会的初衷是很严肃的。井上馨在友人伊藤博文的内阁里担任外务卿§，他俩希望迅速实现西化，好让日本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继而使后者同意放弃不平等条约下享有的特权。而要在外貌上变成现代人——换言之，就是变得西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尽可能接触真正的西方，于是便有了鹿鸣馆。这将是东西方在最高层面上交融杂处的场所，联结二者的纽带是惠斯特牌和马祖卡舞曲。而在批评者看来，伊藤当局不啻为“跳舞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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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面逐渐明朗，即西方外交官和文人很乐意前来参加舞会，但并未因为井上馨的热情好客而萌生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意愿后，这位外务卿头上的光环便黯淡了下来。他的政策声名扫地，到了1889年，鹿鸣馆被转卖给一家私人俱乐部。此时，一场针对西化的全面抵制行动已经展开。可怜鹿鸣馆，今已无处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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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并不只有光鲜外表和政治算计这层内容。一些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入吸收了西方思想，本可以将日本推向一个更加开明自由的方向。福泽谕吉的一生象征着明治文化最可爱的那一面，尽管他也无法免于流俗，沾染上了一些自命不凡的习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讲，福泽谕吉的身份是“成为西学东渐的执牛耳者”。为此，他在东京创办了一家书院，也就是后来庆应义塾的前身。他介绍西方世界风土人情的著作十分畅销，以至于此类题材的出版物得名“福泽系列丛书”。本着儒学大师的风范，福泽谕吉试图在生活和著述中给后人树立道德典范。然而，不同于多数儒学学者，他心中的典范是个体主义式的，是那种具有批判眼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思想家形象。福泽谕吉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这类人至今仍是稀罕物。他的怀疑论思想与新儒家传统格格不入，具有鲜明的反专制特征。他很清楚遭人暗杀“这一令人不悦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也很幸运地躲开了堂弟¶的暗算，后者是个容易激动但无疑赤胆忠心的水户学派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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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835年的福泽谕吉是低级藩士之子，通过“兰学”接触到西学。然而，他惊讶地发现，19世纪60年代期间来到日本的那些洋人对荷兰语居然一窍不通，遂改学英语，跟着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并着手“打开我们这个‘闭关锁国’的国家的国门”。他常对同胞失望不已，特别是他们见风使舵的习性，就跟“橡皮玩偶”一样，总是急于巴结权贵。但他从未停止为思想自由“鼓与呼”。1874年，福泽谕吉同森有礼等启蒙知识分子一道，创建了名为“明六社”的学术团体，以鼓励自由公开辩论。他们的观点发表在一份同名刊物上。这些人并非反政府活动家，相反，大多数人都有公职。可好景不长，这种早期的公开政治辩论实践并未持续多久。1875年通过的《谗谤律》和《新闻纸条例》极大地钳制了言论自由，无奈之下，“明六社”的成员决定停刊。四年后，另一部新法出台，规定公务员、教师、军人、农民和学生不得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集会，违者法办，这就使得“明六社”难以为继。自此，不断有日本知识分子从公共事务中抽离出来。于是同诸多德国同行一样，日本知识界不问国事，要么潜心学术研究，要么自我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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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灰意冷的福泽谕吉眼看着许诺的自由化为泡影，却决定不予公开抨击。他在自传里写道：“通盘考虑当下情势后，还是在私文里抱怨抱怨罢了。”友人劝他发声，福泽答道：“你我都已是不惑之年，应切记这点，莫要去伤害他人。”后世的日本知识分子秉持的也是这种态度，到了19世纪7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已死，除了某些引人瞩目的个案外，直到1945年后这种精神才完全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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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福泽谕吉的人生篇章，最奇异、情感上最浓墨重彩的一页出现在他对1895年甲午战争的欣喜反应上。中日冲突的根源是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历史上朝鲜曾依附于中国，但后来分裂为两派，一派亲华，一派亲日。亲日派首领在上海遇刺一事成了战争的导火索。然而，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缘战争，还是两国军事现代化的一场较量。谁拥有最新式的武器、最高效的军队和最先进的战术，谁就会赢得战争。尽管日本在舰船数量和部队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他们才是胜利者。日本战胜中国的消息让福泽谕吉喜出望外，他“甚至难掩兴奋之情，跳了起来”。事实上，他有此反应不足为奇。“文明开化”的一个维度就包含对其他亚洲人落后之处的蔑视。福泽谕吉认为汉学已然成为日本社会的一大毒瘤。在他看来，要“入欧”就必先“脱亚”。如果说日本过去是中华文化圈一份子的话，那么如今它应该成为文明西方的一部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显示出该国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不愧为高等文明的一大标志。描绘这场战争的浮世绘作品无一例外地将日本军人塑造成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英雄人物，而对手中国人则是一群猥琐、胆怯、留辫子的亚洲人，似乎日本人突然换了种，变得跟欧洲人种更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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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日本人对这场战争都抱有和福泽谕吉相似的爱国主义情怀。能灭一灭中国的威风，意味着日本已跻身强国之林，此外还让日本人有了全新的国家统一观。天皇已随内阁迁至广岛的战争大本营，这也印证了福泽的话：“政府和人民精诚合作。”报纸对战争英雄的事迹大加宣传，比如白神源次郎这位传奇号手，被子弹击穿肺部后依然坚持吹响冲锋号。当时的流行歌曲有诸如“炸药之歌”和“支那人”等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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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日本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尝言：“新日本真正的诞生之日，始于战胜中国之时。”人们觉得，这下全世界——其实特指西方世界——肯定会对日本刮目相看。一位著名记者写道：“我们不再因为自己是日本人而在世人面前自惭形秽。”这反映出“文明开化”的阴暗面，即认为殖民征服是强盛和现代化的终极标志。明治时代的另一大口号“富国强兵”便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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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大多数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明治时代人士继承了诸如本多利明等江户知识分子的思想衣钵。本多坚信，任何大国不可不建帝国。甲午战争的根源是朝鲜的主导权，但战争目的远不止此。尽管忙于“跳舞外交”，外务卿井上馨仍迫切地想在尚未被西方列强占领的亚洲地区建立一个日本帝国。作为亚洲现代化的鼻祖，日本人开始改造落后的朝鲜人；侵占台湾后，又誓将这个战利品打造成文明开化殖民主义的典范。借另一位有着狂热爱国心的日本记者之言，日本终将在“这场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与西方列强平分秋色。而那些无法在舞厅和华丽馆舍内通过文化模仿而获得的，就只能依靠铁与血来实现了。日本如今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国，就在日军击溃清军前夕，与西方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就此作废。而既然日本已经证明自己的军力，它就有了将类似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资本。当年从佩里那里学来的一课最终结出了黑色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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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达尔文式抗争、种族活力，这些均是19世纪的主旋律。寰宇之内，新国家相继成立，全新的国族认同应运而生。围绕这些话题，各国内部爆发了激烈且具有鲜明国别性的辩论。法国反动势力依旧渴望复辟旧制度（ancien régime），但是共和制的“国族观”已经在法兰西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决定公民身份的是政治权利，而非族群或信仰。英国公民身份之获得也如出一辙，只不过有别于前者，女王陛下的臣民效忠的是一个捍卫共同信仰的王权。直到1871年——也就是明治维新过去仅仅三年后——才实现统一的德国在定义“国族观”时却碰到了难题。许多日耳曼人生活在国境线之外，而国境线以内的德意志邦国还希望保留各自的身份认同。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德皇威廉治下的德国必须打破采邑割据的封建旧体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一个德国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德国人，靠的是文化和族群凝聚力，而非政治因素；毋宁说，靠的是德国文化（Kultur）、音乐、诗歌和种族，而非公民身份。只要你讲德语，有德国血统，那么你就是德国人。由于德国的政治体制脆弱不堪，且1848年那场革命仍历历在目，俾斯麦和普鲁士王公贵戚对党派政治戒心甚重。在他们看来，党派政治家都是“自私鬼”，而自由派则是潜在的卖国贼。在普鲁士皇帝的统治下，国家统一有赖于军事纪律，有赖于鼓吹民族精髓和德意志精神的文化宣传。强大的国力，一靠钢铁铸就，二靠鲜血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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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存在异议，明治寡头还是选择走德国道路。这部分是缘于寡头的武士出身。对这些藩阀而言，政治自由主义或共和思想都是异端。他们清楚一部宪法和表面上的政治代议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门面”，但也力图解决一个如今依旧困扰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难题：既想迈向现代，又不愿冷落传统。这一点通过将德国信条嫁接在日本神话之上得到了实现。寡头们信奉军事纪律、神秘君主专制思想和鼓吹民族精髓的“鲜血加国土”的政治宣传。在国家新秩序的构建者当中，论影响力，最大的还不是伊藤博文，哪怕他仪态神似俾斯麦，也不是井上馨这位翩翩舞者，而是伊藤的老战友山县有朋。山县认为，有两件事对民族存亡至关重要，一是武备，二是教育。他所崇尚的那种教育以培养忠诚、纪律和服从为己任，旨在湮灭“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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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大将生于1838年**，和伊藤一样是长州藩人，父亲是底层武士。他同伊藤还有一个共同点：也曾师从吉田松阴这位曾恳请佩里带他去美国的狂热民族主义者。但是，与为人和蔼的伊藤不同，山县总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把纪律看得比什么都重。出身行伍的他在19世纪80年代担任内务大臣，90年代又两次担任首相，为日本的制度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说到军人官僚，山县便是典型，后世还会不断涌现出类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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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因此视山县为反动派，实乃大谬不然。他并不留恋江户幕府那段岁月，相反，他对日本转型成为现代化大国持欢迎态度。山县也不反对借鉴西方思想，同老师吉田松阴一样，他也渴望以别国为师，并在维新后一年里周游欧洲，甚至还聘请德国法学家起草日本法律。可是，对于开放国门、接受新兴事物影响的后果，山县向来心知肚明。接触新观念很容易让人民感到“惶惑”，并催生他们的叛逆心理。日本不能容许西方影响削弱传统价值观。山县任内务大臣期间恰逢民权运动煽动大众起事作乱。他因此要求伊藤——后者于19世纪80年代初任首相——制定更为严苛的法律“对付政党”，不然的话，“维护我们帝国独立自主的目标”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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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县得偿所愿，限制性的律法的确束缚住了政党政治，但是他最重要的一笔遗产乃是奠定了帝国军队的根基。在一个携带武器属于武人特权的国度推行义务兵役制，这一安排可谓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曾几何时，日本人中间只有武士才有资格佩剑（且有资格行切腹之仪），而且他们效忠的对象是各个藩的大名，并非中央政府。因此，许多原藩士会抵制这一激进的革新举措便不足为奇。但山县不这么想，他在这方面崇尚革故鼎新。自1873年起，所有身体健全的日本男子必须在军中服役三年，在预备役服役四年，而这也是他们当中多数人对西化的最初体验。身着西式军装、住西式兵营、学习西方军事科技，这些不算，不少人还学会了读书写字。至于读什么，多半是民族主义宣传。对于明治日本的多数青年而言，接触现代性的渠道不是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也不是追求自由言论的社团，而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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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技术和西方作派逐渐为上百万日本人所熟知，旧的武士道德观依然在明治社会各阶层大行其道。这是一项有意为之的政策。在山县等志同道合的军人看来，义务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是抵御外敌入侵的中坚力量，还是团结国民的最佳渠道。国民一心则袍泽一心，国民教育即军事教育。武士律条被推向全国。一身戎装的天皇四处巡幸，尽忠勇、尊君王成了最高形式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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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起草者是山县有朋。这是近代日本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件之一，明确了每一名日本陆海军军人的职责，并要求他们对之烂熟于胸。他们绝对效忠的对象唯有天皇一人：“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天皇的军人要做到不问政治，不质疑政令，甚至连私下表达看法也不行。山县这么做的目的是实现军政分离，使军人超脱于俗世，唯一能左右其意志的只有天皇圣谕。他认为如此一来便可避免哗变。半个世纪后，这一设计的内在缺陷将大白于天下，因为其实际效果往往同设想的情况截然相反。如果当兵的以服从神圣天皇为唯一天职的话，那么违抗那些被认为逆天皇旨意而行的文官领导人，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了。1936年，满怀一腔法西斯“热血”的年轻军官为了体现自己“尽忠尽节”，四处杀害内阁大臣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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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崇拜乃山县提出的新秩序支柱之一，它被形容为一项源远流长的义务，与日本人的精神气质密不可分，象征日本文化的精髓，最早可追溯至神道教诸神诞生之初。实际上，天皇崇拜和威廉德国创造的哥特信仰一样名不副实。如同德国浪漫的中世纪精神，它必定要从过去汲取养分，可是滥觞于明治时期的天皇崇拜实际上与山县有朋的义务兵役制一样是新兴事物。日本人过去从未视天皇为最高神明，对其顶礼膜拜。直到江户末期，天皇一直身居京都，寄情于诗画文墨，充当日本风俗和道德的精神守护者。神道教既不是国教，也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一门集万物有灵仪式和季节性祭祀于一体的松散信仰，以大自然、丰饶土地和孕育日本的诸神为歌颂对象。可到了明治年间，神道教逐渐向国家神道靠拢，变得面目全非。山县等明治藩阀为文化和宗教覆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与此同时“阉割”了世俗政治制度。尽管日本有宪法，但其立国根基并不仰赖政治权利，而取决于对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过国家神道灌输的日本起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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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当时山县仍任首相——告诫日本人应顺服于天皇及其神圣祖先。该文称，臣民克忠克孝，此乃我“国体之精华”，也是“教育之渊源”。这不啻为对福泽谕吉等人所推崇的西化路线一记当头棒喝。保守派坚信，西化进程已走得太远，危及到了帝国的道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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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念其实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尽管日本人大张旗鼓地摈除来自中国的影响，满嘴尽是些“深邃日本性”的玄奥话语，但是官方的思维方式依旧带有新儒家的深刻烙印。通过道德说教和强制思想同化来起到控制广大民众的目的，从根源上来看，就是中国式的做法。宪法也许赋予了日本人宗教自由，但实际上人们鲜有发表异议的空间，因为“权力就是真理”的格局依旧如故。除了佛教徒外，日本的基督徒也结结实实遭受了本土论宣传的戕害。起初他们还见容于社会，最知名的一批明治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都是基督徒。但《教育敕语》颁布后，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因为你不能同时膜拜两个神。明治时期，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表示，日本基督徒要是想被纳入国家道统的话，就必须铲除基督教，主权在日本只能掌握在一位“民族之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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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陛下同时还是军队首领，这一安排本身就同日本传统相距十万八千里。不仅如此，他贵为“民族之父”这一点——乃至“国族”观念——都让人联想起近代德国的族群民族主义论，此外还掺杂了19世纪中叶水户学派的本土论主张。鉴于此，若认为山县有朋对“文明开化”的威权式反击斩断了现代性或西化进程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从西方有所借鉴，只不过借鉴的东西具有高度反自由的特点。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和福泽谕吉心目中的理想国民形象相去甚远。日本的军政走进军营，也走进学校，它一心培养的是训练有素且根本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随大流者，而不是崇尚怀疑论的个人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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