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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也就是毕业后一年，吉野开始著书立说，批判专制政府和“军国化帝国主义”。尽管他不认可日本已准备好接受美式民主，却老爱引用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吉野表示，要想成为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国，参与国际竞争，唯有通过立宪政府以及他所谓的“以民为本的民主”方能实现。与一些基督徒不同，他完全拥护对俄作战，因为俄国在他看来是个封建的专制王权国家，而日本则是朝鲜和满洲天然的主人。但既然人们被呼吁为国征战——也就常常为国捐躯——他们自然对谁来管理国家享有发言权。这也构成了后人口中“大正民主”的根基。人们谈及这一时期，有的无比留恋，有的万分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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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是个心胸豁达的改革派，这一类别在日本政坛常被人踩在脚下。他信奉社会主义，却又不是革命党——日本官方总是罔顾这一区别。他时而认为天皇制度的神秘色彩终将褪色，尽管还不到时候；时而认为朝鲜人会获得真正的自主权，却无法享有绝对主权；时而又认为中、朝、日三国人民应携起手来，共同对抗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他希望对几乎毫无制约的枢密院加以钳制，要是可能的话，最好是撤销这一机构。在当时，吉野算得上是最前卫的民主派了，但他从未带头参与暴力游行，而这仍是普罗大众倾吐不满情绪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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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为自由派刊物撰稿，到处演讲，在东京帝大任教，负笈海外，曾在《朝日新闻》担任记者，甚至还依照明治初期辩论社的传统，创办了“新人会”。这是一个供聪慧的“马克思少年”议论社会和时事的非正式社团。吉野在中国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并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过积极评价1919年“五四运动”的文章。1916年他访问朝鲜，亲眼目睹日本拓殖当局的残暴，也看清了他们想要将朝鲜人归化为日本人的努力纯属徒劳无功。官方那套朝鲜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种的宣传，由于含有对朝鲜人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视而受到了致命的破坏。他告诉日本读者，朝鲜人的身份和反日是画等号的。很不幸，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的许多朝鲜人（韩国人）身上依旧适用。吉野坚称，发生在1919年的朝鲜起义是“大正时期的一块污点”。类似暴乱必须弹压，这自不必说，但是他也发出了应善待朝鲜人的疾呼。这样说来，吉野虽是个死硬的帝国主义者，但同时也不乏人文关怀。他的观念既反映出大正时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光辉，也衬托出其局限性。要是连像吉野这样的自由派都对日本鱼肉邻国一事并无根本性异议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后来会踏上一条比这危险得多的军事冒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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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朝鲜人犯下的某起最惨绝人寰的暴行，发生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重创东京和横滨之后。大约午饭时间，整座城市开始剧烈晃动。几小时后，东京陷入一片火海。一时流言四起，传播速度同火势一样迅猛，说是外国人在用一台地震制造仪加害日本，朝鲜人则正往井里投毒。由于那时外国在日侨民寥寥无几，人们对“外国佬”无计可施，暴民就四处残杀朝鲜人以泄愤。一些人被淹死在隅田川，另一些在燃着余烬的断壁残垣之间被踢打至死。有人挺身而出，保护朝鲜人，此人便是吉野作造，他还竭力想要修正被官方低估的朝鲜死难者人数。他得出的结论是将近两千人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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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那些为自由“鼓与呼”的人依然存有一线希望。两年后，以加藤高明为首的内阁总算通过《普选法》，规定所有二十五岁以上、有稳定收入的男子拥有选举权。加藤富有而亲英，处处模仿英国上流社会的习气。考虑到仅仅一个世纪前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以及当时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形，《普选法》的出台可谓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但似乎每往前迈出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才行。一周后，《治安维持法》规定任何旨在变更“国体”的有组织行为都属违法。这意味着，共产党或激进社会主义者可能面临长达十年的牢狱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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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翌年去世，耐人寻味的是，他是自然死亡。在经历一位将军****主政的一小段插曲后，政府大权落到一位比加藤更有意思的政治家手中。此人名叫滨口雄幸，是“立宪民政党”（简称“民政党”）党魁。他有很多宏伟的计划，比如在地方选举中赋予妇女投票权、改革劳资关系、同中国改善关系。1930年，滨口在伦敦签署了一份海军条约，进一步限制日本海军扩充军备††††。此事后果很严重，海军军令部总长火冒三丈，一介政客竟敢染指他的地盘，要知道这可是海军自己的事，不容文官插手。滨口在东京火车站遭右翼狂徒枪击，几周后宣告不治。仅仅过了一年多，首相犬养毅又在一场未遂政变中遭一伙隶属“血盟团”的海军军官杀害。犬养生前极力阻止陆、海军中的激进派同中国开战，与他一同遇刺的还有两位商界领袖。主战派还用手榴弹袭击了犬养所属党派政友会的党部大楼和日本银行等右翼的眼中钉。至此，政党政治的试验戛然而止，满洲沦于日本之手，侵华战争的序幕也在徐徐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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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共和国不仅毁于希特勒手下野蛮的冲锋队，它的覆灭也缘于愿意捍卫其脆弱制度的人寥若晨星。共产党人和社民党人忙于党争，并未充分意识到纳粹威胁的严重性。无独有偶，大正民主拥护者的数量也不足。早在1916年，自由派思想家吉野作造就曾写道，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未能认清普选的意义。实际上，对其厌恶者大有人在。一如太多幻想破灭的德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同样认为民主政治粗鄙、卑劣、自私、腐化。这种看法一方面诱发了激烈的反自由思想，另一方面又催生了病态的自省，有时则是二者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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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几多郎是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日本哲学家。深受德国理想主义和佛教思想浸淫的他曾尝试提出一种全新且独特的日本思想。追寻“日本性”之本质的做法是对德国理想主义的描摹。与多数诞生于现代日本初期的事物相似，“日本性”也是一种杂糅，融合了禅宗、黑格尔和尼采的思想。而西田的追随者后来还掺入了海德格尔的学说，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西田哲学的根基是“主观和客观、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日本需要的是一种不为理性所拖累的直接体验，需要将佛教中的“顿悟”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结合起来。黑格尔认为个体要融入集体。倘若这套学说仅仅流传于京都帝国大学高墙之内的话，倒也没什么害处，可惜事与愿违。文部省于1937年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小册子，名为《国体的本义》。该文件劝说日本人“舍弃”他们的“小我”，在“天皇身上寻找”自身存在的本源。此外，有着纯洁精神的日本人优于任何其他民族，且“秉性与西方国家所谓公民迥然相异”。这份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文件以一种粗鄙的方式呈现了西田关于日本主体融入天皇客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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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两位人物的经历显示出，这种献身精神对于曾苦苦追求个人主义却无功而返的大正年代的人而言，是何等受欢迎，又何等具有慰藉作用。第一位登场的人物是北一辉，他在求知道路之初是尼采和日莲宗佛教的浪漫信徒。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社会氛围浮躁，日莲宗提出一种说法，认为帝制日本终有一日会站在统一世界的中心，而在此之前要先打败犹太人和民主党。这里很明显能看出俄国宣传的痕迹，日本人都没怎么听说过犹太人是何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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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族背景来看，北一辉既不排外，也并不富有浪漫主义情怀。他的家在遥远的佐渡岛，贩售清酒的父亲是民权运动坚定的拥护者。北一辉自小沉迷于绝对个人自由理想，但民权问题在他眼里实在是太小儿科。他对和平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崇尚的是绝对真理和快刀斩乱麻的意志行为。个人主义思想令他和许多同龄日本理想主义者困惑不已。北一辉推崇尼采，深受其熏陶，开始试着通过将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来克服个体疏离感。1911年，见证了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他兴奋异常，还给自己起了中文名。很快，北一辉满脑子都想着要在日本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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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一辉，革命暴力的宗教意义要大于政治意义，这是一项个体精神解放行为。他结交极右翼阵营成员，起草政治传单，鼓吹由天皇担任宗教元首（führer）的国家社会主义。北一辉认为，国家已经被腐败寡头、官僚、银行家和实业家绑架了。寡头们以一部言辞模糊的明治宪法，限制天皇的政治权力，欺骗日本民众。日本需要一场政变，将绝对权力还给“人民的天皇”。个体只有在和天皇以及国家完全捆绑在一起后才能得到解放。在北一辉的笔下，国家是一种有机体，一种吸收所有个体臣民“小我”的“大我”。而帝国之上还有一片极乐世界，人在往生极乐后可以成佛。至此，北一辉与他理想主义的父亲渐行渐远，他心里惦记着一项神圣的事业，愿意为之而生，或者更重要的是，愿意为之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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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的事业对陆军少壮派军官格外有吸引力，他们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和北一辉一样将国家的腐朽堕落归咎于世故的城市资本家。在一腔暴力理想主义热血的驱使下，部分军官于1936年2月发动政变，企图将绝对权力交给天皇，并清除卖国贼和贪官污吏。政变被粉碎了，作为幕后指挥的北一辉被捕。要是政变成功，他本可获任为无任所大臣‡‡‡‡，但他最后连同其余十六人一起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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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的故事印证了一点，日本社会在他所处的时代已变得一点即燃、一触即发。他并非只是游走在右翼极端思想丑陋边缘的怪胎。自20世纪20年代初，他定期会见日俄战争的英雄东乡平八郎大将，后者在海军界的影响力犹在。北一辉的神秘沙文主义学说既具有革命性，又高度迎合那些视民主为敌的强权派的勃勃野心。他被处决后仅两年，文部大臣荒木贞夫就写道，日本帝国服膺神旨，“以血缘为纽带，远超区区道德，然陛下以超凡之道德形象见于世人……”。请留意“区区”一词。这段话说是北一辉写的，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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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村光太郎的生涯没有北一辉那般跌宕起伏，此君也无甚政治影响。他是个雕塑家、诗人，但其一生或许较北一辉更清晰地显示出，想在早期的现代日本追求个人主义是何其困难。高村对于西方和本国的态度是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经历的一种极端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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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雕塑家之子的高村对欧洲艺术情有独钟，尤爱罗丹。结束了在东京的西方艺术教育后，他于1906年来到纽约，开始写诗，之后移居伦敦，结识了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最终，他在1908年时辗转至巴黎这座接纳了他所热爱的罗丹和波德莱尔的城市。翌年回到东京，高村过上了西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生活，他厌恶明治日本的闭塞和沉闷，常以此对比巴黎的海纳百川。在一首名为《日本人》的小诗中，他宣泄着对同胞的“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些个“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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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作于1911年，彼时的高村回忆起旅居西方的时光，心情还是颇为愉悦的。他直言在巴黎时无忧无虑，甚至都忘了自己是哪国人，这在一个日本人身上很不寻常。或许他觉得在东京难以过上巴黎的那种波西米亚式生活吧：在熟悉的环境里反而会生出疏离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到了20世纪20年代，高村诗歌的基调变了，隐约能从中读出一丝愤愤然的疏离感，间或显得狂躁。如今谈起旅欧岁月，浮现在脑海中的尽是些寂寥落寞和遭受排挤的片段。诗人不无苦涩地忆起他和一位法国女子的情史。一夜春宵后的早晨，他在镜中端详自己这个“蒙古人”，这个黄皮日本佬。自轻自贱的情绪逐渐蜕变为排外心理和种族沙文主义思想。到了30年代，他写了一堆歌颂日本武运长久的诗，似乎战事一开，他总算可以如释重负地使用诸如“我的祖国，日本”或“我们日本人”这样的字眼了。他还写了一首给蒋介石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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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国日本要摧毁的不是您的国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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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摧毁反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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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从西式个人主义的紧张感中获得了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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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情绪在日本知识分子中间能引起广泛共鸣，这让对抗国家统一和天皇崇拜的政治宣传成了一件难事。共产党人和部分激进派社会党人还在坚守阵地。尽管面临审查，批评性报道还是层出不穷。但随着时间推移，自由派陷入强硬左翼和暴力右翼的夹缝之中，原敬的政友会和滨口的民政党等主流党派对此作壁上观。20世纪20年代末，下院投票通过一系列压制政治异议的法律。在有党派政治家的支持下，警察镇压激进左派，许多社民党人也未能幸免。政客本想保全议会权力，但在努力无果后，反倒倒向了他们在官僚系统、朝野和军中的沙文主义政敌。最终，正如司空见惯的那样，他们自己也被绞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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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乡平八郎大将对北一辉的革命理论饶有兴致，但他还肩负着带教下一任天皇的使命。皇太子裕仁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对他影响最深的老师，是日俄战争的另一位英雄乃木大将。乃木切腹自杀、为先皇尽忠后，东乡接任太傅一职，辅导年轻太子的课业。裕仁几乎完全与世隔绝，苦练射击、识地图、兵法和骑马等军事技能。他身材矮小、性情敏感又不善言辞，天生就不具备尚武气质，但他尽力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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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年轻的头脑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思想，既有19世纪末水户学派本土论的影响，也有来自最新日耳曼种族理论的熏陶。他被灌输了一套日本种族纯洁和皇族血脉神圣的说辞，似乎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日本人与“雅利安”民族之间的达尔文式抗争也是学习的重点，但最要紧的是，他被时时提醒要警惕“欧洲自由主义思想的毒草”。天皇制的存续是皇室最高职责，他的老师因而极其担心民主思想会有损天皇制的威严。1918年，欧洲君主制土崩瓦解的消息传至日本后，民心震动。德皇威廉二世的下场被当成一则警世寓言。实际上，裕仁所受的教育正是对苦苦挣扎的大正民主的某种反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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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他被训导要与右翼极端分子站在一起，重要的是秩序和国家统一。当裕仁表达对“极端思想”的担忧时——他屡次做出上述表态——他心里怕的其实不是北一辉等右翼，而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或者简单来讲就是民主。社会和谐、秩序井然有赖于种族同质化、军事纪律和忠尊君王的共同意识，任何其他事物只会扰乱纲常，分化国家，结出自私和混乱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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