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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似乎犯了难，他一方面想给中国人点颜色看看，“让他们好自为之”——这是东亚人常说的一句话；另一方面，一场全面战争似乎又不是他想见到的。近卫在日记里写道：“我已决心放弃中立，以求控制军队，拉拢民心。”鉴于政党对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无能为力，近卫出了个糟糕透顶的馊主意：他计划用“大政翼赞会”这一准法西斯党派替代硕果仅存的那些政党，以起到动员公众舆论的作用。随着这一设想在1940年被付诸实施，大正民主最后一点可怜的印迹也遭遇灭顶之灾。大政翼赞会压根就没想过要管束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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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一令人不快的局面来临前，日军先是于1937年之夏同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上海周边展开了一场激烈厮杀。城市遭到轰炸，郊区的战斗趋于白热化，有二十五万中国人在战火中丧生，多为平民。在日军实施某起大屠杀的遗址，一块纪念碑这样写道：“血流成河，染红了大海。”到了11月，更多日兵在杭州湾登陆。上海上空飘起一只气球，用中文宣告百万日军已经登陆，通往蒋介石的国都南京的一场血腥征程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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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日本人在二战时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暴行。有人将其同纳粹屠犹进行对比，然而，这么做对于理解这起战争罪行的特性并无多大助益。这是一场屠城，而非有计划的灭绝行动。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兵跟中世纪的征服者一样，满载着抢来的东西在街上横行霸道。数以千计年龄不等的妇女在惨遭轮奸后被杀或致残。成片街坊被付之一炬。成年男性和男童像牲口一样被拴在一起，在机枪扫射之下跌入沟渠或长江。江岸边堆满了肿胀的尸体。日兵屠戮百姓常常只是为了寻开心，或是用作刺杀练习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游戏。屠杀持续了六周之久。面子上挂不住的日本外交官搜集了外国目击者证言后呈递给东京，希望高层出面制止事态发展，但全无回音。日本大使馆毗邻一座女子学校，外交官们想必能听见女生被蹂躏和残害时发出的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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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场屠杀。据估计，死难者人数——这往往取决于各方政治观点——少则数万，多则几十万甚至三十多万。东京战争罪法庭认定的罹难人数为二十五万。但具体人数还不是重点，需要解释的是日军为何要对毫无还手之力的民众痛下重手，手段还异常残暴。倘若说大开杀戒的目的不是将每个中国人赶尽杀绝，那么缘何要实施这种空前绝后的奸淫掳掠的暴行呢？日军在之前的对外战争中素以军纪良好闻名，怎么这一回就突然军纪败坏至此呢？人们给出了许多解答：一说根源在于日本文化的病态和武士道精神等因素；又说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恐怖行径，发号施令者远在东京，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政府屈服；还有说是吃尽苦头的军人产生了厌战情绪，继而大肆寻找发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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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政府下令屠杀一说的可信度似乎很低，彼时的天皇及其幕僚还很在意国际舆论。日本迫切需要从英美不间断进口原材料和工业品。华盛顿的政策是保持中立，但是美国社会同情中国，这也是日本未对华宣战的原因；追究某起“事变”似乎比较不易引发众怒¶。另外，一旦宣战，按照所谓的中立法案，美国将被迫中断与交战双方的贸易往来。这样一来，战争物质的供给也会随之中断，这种情况对于日本和中国都是无法承受之重。要是美国公众闻知日军暴行而义愤填膺的话，对日本可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日军将领很快便意识到，大规模奸淫妇女只会换来中国人更加顽强的抵抗。为扼杀这一势头，日本陆军省决定招募——或者更常见的情形是掳掠——朝鲜、中国和东南亚妇女，甚至一些欧洲女性，命她们在庞大的随军妓院组织里提供性服务，这些妓院亦名“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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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另一条军规“不留俘虏”也成了大开杀戒的导火索。自登陆一刻起，部队长官便向手下传达指令，北上攻打南京途中抓获的俘虏都要“处理掉”。一路上遭遇大小游击战无数后，日军常对军人和平民不作区分。已经在自己长官手里饱受凌虐，又在异国他乡经历血雨腥风，日本兵因此愈加粗暴。包括妇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在他们眼里都是敌人，养活他们太烦，不如索性杀掉来得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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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攻城战的过程尤其惨烈。蒋介石决定弃守南京前，日军被毙者无数。蒋的大批残部和社会名流跟着他，仓皇越江，以避战祸。大约五十万滞留南京城的黎民百姓中，有不少是从乡间逃来的难民和身穿便装的军人。接到上级打扫战场的命令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兵根本无从区分平民和军人。但凡手上有老茧的，都会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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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光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南京暴行为何如此惨绝人寰。……光杀人还不够，受害者死之前还必须受到非人的凌辱。这让杀戮变得容易，因为受害者被夺去了人性。但这同时也是恶毒洗脑的结果。许多年来，日本人被告知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自己则是神的后裔。对“支那人”的蔑视可追溯至明治时代。以甲午战争为题材的浮世绘将日军塑造为身材高大、皮肤白皙和勇猛果敢的伟岸形象，而中国人则以胆小鬼和黄皮蠢货的面目示人。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日本媒体如鹦鹉学舌般呼应政府宣传，告诉军人他们正在打一场“圣战”。不管多么残暴，以天皇名义所做的任何事都会因为事业的崇高性而获得背书。东京的巢鸭监狱在战后曾被用来关押日本战犯，一位在狱中做过多次访谈的美国随军牧师总结道，战犯们“坚信，任何与天皇为敌的人都是错误的，因此，他们越是残忍地对待战俘，就越能显示出对天皇的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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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可能是最令人发指的单起暴行，然而在中国各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还发生过难以计数的屠杀。似乎诞生自明治末期、由江户末年的本土论和德国种族理论杂交而成的军国主义妖孽，终于成为了可怖的现实。这是一连串人为决定和错误道路酿成的恶果，早在裕仁天皇即位前就已初露端倪。这也表明，日军的指挥系统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体现在战场上则是，当兵的可以忤逆长官，东京的低级军官可以恫吓将军，军令部的人可以骑在文官和廷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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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将领们因为战功卓著受到了天皇的嘉奖。唯一一个对南京大屠杀流露出悔意的人是松井石根大将。国民政府首都被攻破时，松井担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后，他主动辞职，剃度出家。战后接受审判时，他称大屠杀为“国耻”，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判处绞刑。实际上，松井的许多手下才是下达屠杀命令的人，却从未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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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天皇的军队在中国陷入泥淖，止步不前时，伪满和苏联边境上爆发的冲突愈演愈烈，大有失控之势。关东军的将领迫不及待地希望主动出击，攻击苏军，其中就有辻政信大佐，他在战争结束前恶贯满盈。辻政信等多数皇道派成员力挺“北上”策略，希望通过占领东西伯利亚遏制苏联。荒木贞夫大将尝言，如果苏联不停止滋扰日本的话，他就要“像驱赶屋里的苍蝇那样荡平西伯利亚”。荒唐的是，这样的人居然还在近卫文麿的内阁里担任文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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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派”多具有陆军背景，吸引了不少下层军官。那些一心避免日苏冲突、转而“南下”的人多半是海、陆军将领以及隶属统制派的高级军官。只有在掌握了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后，海军才能养精蓄锐，为势必要到来的太平洋战争做好准备。天皇无意同苏联开战，且总体上偏向海军的路线。可是，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根本无法达成共识：要不要同蒋介石媾和，撤出华北？是同西方消弭隔阂呢，还是准备好与之全面开战？是否要和纳粹德国走得更近？是增强陆军实力呢，还是扩充海军？该北上呢，还是南下？然而，正如常见的情况，东京再一次被占领满洲的日本军人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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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位于朝、中、苏边境的一片潮湿多雾的草原上燃起战火**。苏军在图们江靠近伪满一侧建立了军事要塞，日本人决定试探试探对手。苏联人有轰炸机和坦克，这两样日本人都没有，但他们拥有高人一筹的“斗志”。战斗持续了两周，双方均伤亡惨重，日军损失更大，却寸土未进。天皇下令让部队停战，但辻政信大佐不为所动，命令手下接着往下打。有斗志，就不怕打不赢。不出一年，配备燃烧弹、军刀、野战炮和部分轻型坦克的日军在外蒙边境上的诺门罕袭击了朱可夫元帅麾下的苏联坦克兵团。两军在环境恶劣、蚊虫遍布的平原上激战数月之久，最终以日本人被屠杀而收场。放眼望去，日军尸横遍野，成了沙漠黑兀鹫的美餐。逾两万名日军在饥渴、疫病和苏联炮火的夹击下丧生。辻政信大佐不负众望，获得晋升，但“北上”方案就此作罢。自此，所有军事行动都将“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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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联调查团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主张中日两国都以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共管。——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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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满宣扬的“五族和谐”中的五族为“和韩满蒙汉”，作者误植为“日满朝汉俄”。——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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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財政部部長。——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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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内大臣府的长官，负责辅佐天皇，掌管宫廷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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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喻指日本借“七七事变”一事，制造“征讨”中国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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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1938年7月末8月初爆发的“张鼓峰事件”。日、苏两国之间围绕张鼓峰、沙草峰这两个高地进行了一场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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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五章 与西方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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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停靠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日本鱼雷和俯冲轰炸机的偷袭下损失惨重，闻讯后，天皇及其广大子民欣喜若狂。裕仁为此特意身着海军服，在廷臣笔下，陛下“满面红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一书作者林房雄听闻这则消息时正在“满洲国”旅行。他写道，这种感觉“就好像卸去了肩头的重担”。诗人、雕塑家兼巴黎式波西米亚文化人的高村光太郎喜极而泣。文学批评家伊藤整，“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获得了新生”。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继而占领新加坡，入侵荷属东印度，进据菲律宾……“亚洲解放圣战”的开局真是再顺利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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