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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没人觉得自己有能力为一项一以贯之的政策担责。首相对军队无计可施，陆、海军大臣则乐见局势随波逐流。日本人即将为摧毁文官政府的权威付出最终代价。政治学者丸山真男在解释日本之所以会大难临头时，认为这是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而导致的顺理成章的后果。他分析道，天皇就像一尊神轿，人们扛着他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去向何处，只会被动地对命运的起伏作出回应。政治仿佛天气一般：一会儿这里刮起暴风雨，一会儿那里放了晴，接着突然又来了一场可怕的地震。“神风”这个词——意即“神圣之风”——本来指的是13世纪一种自然现象，当时蒙古侵略者的舰船在海上遭遇台风，撞上礁石后全军覆没，但从此每当面临危难关头——比如1853年佩里率部前来，或者1944年美国连战连胜——日本领导人都会祈求一股神风拯救日本于水火。既然没人需要为不时将日本城市夷为平地的地震负责，同样，也就没人觉得自己要为与西方开战负责。天皇或许除外，但话说回来，他也不过是一尊神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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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将军讲述的近卫官邸密会的经过是否准确，我们不得而知。毕竟，部分军界人士可是巴不得开战。丸山教授的分析或许有些过于化繁为简，可是，日本自上而下不负责任这一点并不存疑。正是因为缺少政治上的问责，才会轻易将几亿人的命运归咎于人类——或者至少是日本人——控制不了的因素，归咎于“必然的历史力量”这种抽象概念，归咎于“ABCD”四大国扼住了日本的命脉，或者干脆归咎于美国人的所作所为，譬如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于1941年11月26日递交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的那份著名的备忘录。那时，近卫已卸任首相之职，接替他的是兼任战争和内务大臣的东条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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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的备忘录是一份“相互政策声明草案”。美国要求日本撤出印度支那和中国，但没有规定时限，对撤出中国的哪部分领土也未作说明。备忘录没有提及伪满或朝鲜。东条将军向内阁谈起这份备忘录时的语气就好像这是一份最后通牒，但其实不然。实际上，倒是日本人给华盛顿下达了最后通牒。美国要是在11月15日之前解除对日经济制裁的话，日本愿意模糊其词地承诺一旦中国“恢复和平”，就会在“适当的时间段内”撤军。反之，日本就将开战。赫尔的备忘录只是提供了口实，偷袭珍珠港的计划早已制定完毕。海军轰炸机正在鹿儿岛海湾上空一遍遍地进行空袭演练。对此事疑虑重重的山本五十六大将把计划捋了一遍，务求落实到最小细节。同别人一样，他也希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会使美国人在谈判桌前硬气不起来。只要展现出大和精神，就一定能让腐朽堕落、贪图享受的美国人变得识趣。至于要是行不通的话，东条将军有言：“有时候人就得闭着眼往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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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人从未制定过种族灭绝的政策，但他们在亚洲的“圣战”却异常残暴。战俘饱受摧残，经常活活累死。东南亚奴工的处境甚至还不如西方战俘，几十万人在铺铁路或从事其他苦役的过程中死于口渴、饥饿和凌虐。日本人的细菌部队还在中国人和部分欧洲人身上进行恐怖的医学试验。来自朝鲜、中国和南洋的妇女和少女被胁迫在慰安所提供性服务；许多人因此丧命，幸存者往往落下终身残疾，有的则要一辈子活在伤痛中。在中国、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等地还发生了屠杀平民的事件。日本的军警“宪兵队”是20世纪最心狠手辣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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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让日本人也吃足了苦头。国内食品日渐短缺，偷袭珍珠港前一年，大米就已实行配给制。肺结核在日本的致死率本已很高，20世纪30年代末为年均十四万起死亡病例，到了1943年更是攀升至十七万。町内会头头等好事之徒向特高课或宪兵队打小报告，揭发任何“投降派”或“反国体”言行。家里人有在美国的，或者自己曾旅居美国的，不分青红皂白就会被当成“间谍”遭到逮捕。只要举止有一丁点“像外国人”的嫌疑，就足以成为秘密警察整你一顿的理由。妇女们无奈穿上土气的“本土的”裙子，孩子被教育像军人那样“玉碎”。对于军事化生活的高压和清苦，日本国内怨言日增，但是官方告诫民众要怀着光荣的大和精神，克服对战前自由舒适生活的最后一点点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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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政府对内对外的残暴行为因为一套和平与友爱的宣传而更显邪恶。《国体的本义》曾誓言日本会将全世界聚拢在天皇的屋檐之下（即所谓的“八纮一宇”）。1940年，日本加入轴心国时，天皇颁布手谕称：“‘为世间求公理，使天下成一家’是皇家世代相承的祖训，吾辈必不分昼夜，铭记在心。”近卫首相在同年表示：“日本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在于遵照‘八纮一宇’的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地缔造世界和平……”1942年，东条将军称，全新的亚洲秩序将建立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日本处于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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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大东亚共荣圈”所有国家的代表齐聚东京，参加“大东亚会议”。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来了，与会者还有菲律宾的何塞·劳雷尔（JoséLaurel）、缅甸的巴莫（Ba Maw）和孟加拉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会上，各国庄严承诺将尊重国家独立和民族传统。代表们合影时，东条将军站在中间，笑容可掬，活像慈祥的一家之长。会后发表的官方声明如下：“《大东亚宣言》清晰道出了所有亚洲人民的集体愿望，大东亚共荣圈完全立足于公理之上，旨在对抗英美的盘剥、侵略以及唯我独尊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伟大的一课，其意义将为全世界人民所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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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知道，光倚重军事力量是建立不了东亚帝国的，因此他们除了承诺帮助亚洲人摆脱西方殖民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外，还辅以一种独特的、普适的日本本质论。言下之意，就是主张输出独一无二的日本精神，以期启蒙和开化他国。日本的宣传家似乎在努力扭转文化传播的进程。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如今轮到日本来迫使他国接纳日本文化了。明治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大谈日本是西式现代化之师，从中学到的教训现已明确打上日本的烙印。帝国境内，神道教神社遍地开花。朝鲜人和台湾人被迫给自己取了日文名。教科书向一代印尼、缅甸和菲律宾学童灌输武士道精神——当然，效果不彰。既然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是无法输出的。多数亚洲人根本无意成为日本人，就连那些曾经视日本人为解放者和老师的人，在目睹日军使用暴力播撒天皇福佑后，也改变了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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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人正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与机构之争，以及指挥系统一贯的混乱不清，让日本的对外战事乱成了一锅粥。但就算统领日本的是一群军事奇才，这场战争日本也打不赢。美国能生产更多飞机、战舰等必要物资，且比日本更快、更高效。维持在华驻军就已经让日本勉为其难，再想守住东南亚和太平洋的阵地更是断无可能。日本什么都缺：石油、战斗机飞行员、食品，只有人不缺，但在本土也开始遭受轰炸后，连这一资产也成了“速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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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被攻占，塔拉瓦岛于次年沦陷；到了1944年，先是夸贾林环礁易主，之后莱特岛、吕宋岛、关岛、塞班岛也相继宣告失守。最后失陷的是硫磺岛，B-29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轻而易举地飞抵任何日本城市，继而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一堆废墟。一名日本军官曾赋诗一首，描述戍守瓜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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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摔倒就浑身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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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汩汩地渗出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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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布包扎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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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蝇就在结痂处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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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将它们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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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后便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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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我想要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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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俘，所有日本兵都被要求“玉碎”，自我了断。平民也不例外。到了1944年，日本领导人认清了形势：这场战争靠常规手段是打不赢的，但顽固派坚持己见，强调即使所有日本人都要死，“国体”也不会亡。日本绝不可以投降。如此一来，一项本属于武士阶层的古老特权成了全民义务。美军登陆塞班后，妇孺在威逼下跳崖自尽。在冲绳，罹难平民人数多达十七万。数以千计的人被赶入美军机枪火力网，为日军挡子弹。还有避难者被迫用剃刀或匕首——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徒手——杀死家人后自杀，好为当兵的腾地方。东京、大阪、福冈火光冲天，十几万条生命在人为制造的大火中灰飞烟灭。即便是这样，统治精英依然将日本的穷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归咎于普通民众的意志力和忠诚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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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命学生给前线军人写信，盼他们“光荣战死”。到了1945年，军队的“玉碎”策略俨然成为一项举国方针。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是“神风特攻队之父”，他在日本战败后自杀身亡。被强征入伍的往往是就读于一流学府的青年，“自愿”以死来弘扬“大和魂”。为了配合自杀式任务，还专门制造了潜艇和战机。实际上，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杀式战机最终撞上目标，但这种战法对美舰伤害不小，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不过，哪怕是大西中将自己，恐怕也不会真的认为靠这样就能赢得战争。借一位政坛元老的话来讲，他大概希望这种非常战术能创造一种“更有利的战局”，迫使敌人就范。神风特攻队的预期效果固然致命，但也不乏戏剧色彩：这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日本性”从对外的咄咄逼人蜕变为纯粹的自我毁灭，其种子播撒于江户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成为举国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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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也只有一个人可以提前结束这一切苦难，此人便是天皇。他的战争内阁在制定决策时必须一致通过，否则政府就会解体，而在商议终战这一重大事宜时，裕仁的爱卿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1945年5月，杜鲁门重申盟国立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由盟军扶植民主政府，取代军国主义政权。包括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内的美国国务院内一批“知日派”主张保留天皇制，但事与愿违，杜鲁门并未做出上述承诺。由于皇权是“国体”的最高神龛，天皇同手下将领一样，并不急于答应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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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一枚炸弹击中东京皇宫。或许这件事促使天皇定下心来，又或许令人焦心的报告迫使他全神贯注。据悉，他的臣民正变得躁动不安。当天皇出现在东京市中心，迅速视察烧焦的废墟时，他震惊于人们在空袭过后竟然对他毫无敬畏心——现场的气氛很是冷漠，甚至带有敌意。这时的日本首都和几乎所有大城市一样，已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老百姓造反的苗头暂时没有，但不能据此认定毫无可能。前首相近卫文磨阴郁地警告，称日本可能会爆发共产主义革命，而这对“国体”的威胁比盟军胜利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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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天皇决心在不危及自己神圣统治权的前提下谋求和平。他向斯大林示好，看苏联人是否愿意媾和，但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过模糊，再说也太迟了，苏联人不为所动。日本一边不断遣特使赴莫斯科斡旋，一边严整战备，决心殊死一搏。日本的军工业已是苟延残喘，却仍在加紧生产人体鱼雷、自杀式战机、人体火箭弹和用来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特别攻击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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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他手上有“具备罕见毁伤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早就通过手下特工得知此事，因此皮笑肉不笑地预祝美国人试验成功。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依然未对保留天皇制给出任何保证，但是盟军承诺会“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政府。一些日本人，譬如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认识到这是日本所能指望的最好结局。然而，倘若坚持接受盟军的条件，东乡与志同道合者就会因为“投降主义言行”沦为阶下囚。最高指挥部依然坚定不移地想要血战到底。原海军大将、首相铃木贯太郎做了一件日本领导人过去常做的事：对局势听之任之。《波茨坦公告》被当成一纸废文，日本的大决战战备继续进行。到8月6日，杜鲁门将他的特殊武器投在广岛。须臾之间，十万甚至更多的男男女女和儿童命丧黄泉。两天后，苏联出兵攻打“满洲国”。广岛原子弹爆炸过去三天后，长崎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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