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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人正步步逼近日本本土。日本军队内部的派系与机构之争，以及指挥系统一贯的混乱不清，让日本的对外战事乱成了一锅粥。但就算统领日本的是一群军事奇才，这场战争日本也打不赢。美国能生产更多飞机、战舰等必要物资，且比日本更快、更高效。维持在华驻军就已经让日本勉为其难，再想守住东南亚和太平洋的阵地更是断无可能。日本什么都缺：石油、战斗机飞行员、食品，只有人不缺，但在本土也开始遭受轰炸后，连这一资产也成了“速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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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被攻占，塔拉瓦岛于次年沦陷；到了1944年，先是夸贾林环礁易主，之后莱特岛、吕宋岛、关岛、塞班岛也相继宣告失守。最后失陷的是硫磺岛，B-29轰炸机从这里起飞，可以轻而易举地飞抵任何日本城市，继而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一堆废墟。一名日本军官曾赋诗一首，描述戍守瓜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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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摔倒就浑身是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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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口汩汩地渗出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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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布包扎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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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蝇就在结痂处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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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将它们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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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地后便无法动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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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次，我想要一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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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俘，所有日本兵都被要求“玉碎”，自我了断。平民也不例外。到了1944年，日本领导人认清了形势：这场战争靠常规手段是打不赢的，但顽固派坚持己见，强调即使所有日本人都要死，“国体”也不会亡。日本绝不可以投降。如此一来，一项本属于武士阶层的古老特权成了全民义务。美军登陆塞班后，妇孺在威逼下跳崖自尽。在冲绳，罹难平民人数多达十七万。数以千计的人被赶入美军机枪火力网，为日军挡子弹。还有避难者被迫用剃刀或匕首——如有必要甚至可以徒手——杀死家人后自杀，好为当兵的腾地方。东京、大阪、福冈火光冲天，十几万条生命在人为制造的大火中灰飞烟灭。即便是这样，统治精英依然将日本的穷途末路（Götterdämmerung）归咎于普通民众的意志力和忠诚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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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命学生给前线军人写信，盼他们“光荣战死”。到了1945年，军队的“玉碎”策略俨然成为一项举国方针。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是“神风特攻队之父”，他在日本战败后自杀身亡。被强征入伍的往往是就读于一流学府的青年，“自愿”以死来弘扬“大和魂”。为了配合自杀式任务，还专门制造了潜艇和战机。实际上，尽管只有三分之一的自杀式战机最终撞上目标，但这种战法对美舰伤害不小，造成了惨重的伤亡。不过，哪怕是大西中将自己，恐怕也不会真的认为靠这样就能赢得战争。借一位政坛元老的话来讲，他大概希望这种非常战术能创造一种“更有利的战局”，迫使敌人就范。神风特攻队的预期效果固然致命，但也不乏戏剧色彩：这标志着一种特殊的“日本性”从对外的咄咄逼人蜕变为纯粹的自我毁灭，其种子播撒于江户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已成为举国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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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也只有一个人可以提前结束这一切苦难，此人便是天皇。他的战争内阁在制定决策时必须一致通过，否则政府就会解体，而在商议终战这一重大事宜时，裕仁的爱卿们根本无法达成一致。1945年5月，杜鲁门重申盟国立场，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由盟军扶植民主政府，取代军国主义政权。包括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内的美国国务院内一批“知日派”主张保留天皇制，但事与愿违，杜鲁门并未做出上述承诺。由于皇权是“国体”的最高神龛，天皇同手下将领一样，并不急于答应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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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一枚炸弹击中东京皇宫。或许这件事促使天皇定下心来，又或许令人焦心的报告迫使他全神贯注。据悉，他的臣民正变得躁动不安。当天皇出现在东京市中心，迅速视察烧焦的废墟时，他震惊于人们在空袭过后竟然对他毫无敬畏心——现场的气氛很是冷漠，甚至带有敌意。这时的日本首都和几乎所有大城市一样，已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老百姓造反的苗头暂时没有，但不能据此认定毫无可能。前首相近卫文磨阴郁地警告，称日本可能会爆发共产主义革命，而这对“国体”的威胁比盟军胜利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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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天皇决心在不危及自己神圣统治权的前提下谋求和平。他向斯大林示好，看苏联人是否愿意媾和，但日本开出的条件太过模糊，再说也太迟了，苏联人不为所动。日本一边不断遣特使赴莫斯科斡旋，一边严整战备，决心殊死一搏。日本的军工业已是苟延残喘，却仍在加紧生产人体鱼雷、自杀式战机、人体火箭弹和用来与侵略者同归于尽的“特别攻击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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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告诉斯大林他手上有“具备罕见毁伤力的新式武器”。斯大林早就通过手下特工得知此事，因此皮笑肉不笑地预祝美国人试验成功。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告依然未对保留天皇制给出任何保证，但是盟军承诺会“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建立政府。一些日本人，譬如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认识到这是日本所能指望的最好结局。然而，倘若坚持接受盟军的条件，东乡与志同道合者就会因为“投降主义言行”沦为阶下囚。最高指挥部依然坚定不移地想要血战到底。原海军大将、首相铃木贯太郎做了一件日本领导人过去常做的事：对局势听之任之。《波茨坦公告》被当成一纸废文，日本的大决战战备继续进行。到8月6日，杜鲁门将他的特殊武器投在广岛。须臾之间，十万甚至更多的男男女女和儿童命丧黄泉。两天后，苏联出兵攻打“满洲国”。广岛原子弹爆炸过去三天后，长崎也遭遇了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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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在遭到长崎原子弹爆炸这一消息的重创后，天皇在一座密不透风的地堡内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与会的六名成员身穿军装，汗如雨下，天皇则僵坐在一面镀金屏风前，听他们陈述各自的看法。要是对接下来的对策无法达成共识，政府就将解散，并且还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丧命。接下来上演的，是神秘主义政治生态的一曲荒诞绝唱。所有人一致赞同“国体”应得到维系，但对于这一抽象概念究竟有何含义，却又意见不一。在外务大臣东乡眼中，天皇制的模板应该是世俗的立宪君主制，是大正时期杰出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口中的“国家机关”。可是，东乡的海、陆军同僚认为天皇特权神圣不可侵犯，他的统治权不容染指。再者，陆军大臣无法接受盟军驻日，更别提设立什么战争法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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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到如今，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对外战争的日本面临着“全员玉碎”，而左右一切的却是日本政体内涵这一根本性问题。这关系到上百万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东南亚人和日本人的生死。铃木首相是个行事暧昧的老派“和事佬”，他把决定权抛给天皇。天皇依然在忧虑其神圣皇权会否不保。要是敌人在伊势湾附近登陆的话，两座最重要的神道教庙宇将会落入敌手，那里可存放着神圣的皇家器物。据天皇事后回忆，见此情形，想要保住“国体”怕是很难了，他于是做出“神圣裁夺”，决定接受盟军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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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数以百万计日本人生平第一次从收音机里听到天皇的玉音放送，许多人是跪在地上哽咽着听完的，但他一口正式的宫廷腔让不少人如坠云雾。终战诏书的措辞和大东亚宣传的内容十分接近。天皇做出投降的决定，不光是为了杜绝“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再被使用，还因为“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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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还有很多话没说出口，他对苏联入侵日本的威胁只字未提，也闭口不谈对国民造反的担忧。在许多日本人眼里，终战和战争都是天意。但诸如此类的天意一样能被人滥用。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同是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他在1945年8月12日曾坦言：“依我之见，尽管用词可能不当，但是原子弹爆炸和苏军参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神赐的礼物，唯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说日本退出战争是因为国内形势所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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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满目疮痍，国内局势今非昔比。除开数百万条葬身战争残骸之下的生命外，一种对日本的观念——它既现代又古老，既西化又本土，既毁灭他人又自我毁灭——同样也被埋葬了，但愿是永远。然而，之后的岁月里，这一观念还会苏醒——是回光返照，还是隐隐说明其生命力强韧？或许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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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内会是日本市町村之下的基层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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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支那，亦称中南半岛或中印半岛，指东南亚半岛，东临南海，西濒印度洋，因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而被近代欧洲人方便记忆式命名。——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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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援引自丸山真男的《现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与行为》（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由伊凡·莫里斯（Ivan Morris）编辑后出版。——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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