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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歌，这首欢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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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布基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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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最高司令官手下的清教徒官员一度下令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还是有日本人主动接近美国驻军。开风气之先的是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的业余或职业妓女，她们与大兵“亲善”，换取丝袜、钱、吃的，或仅为一个睡觉的地方。“潘潘女”的揽客场所一般选在被焚毁的公园，或满目疮痍的市中心湿漉漉的弹坑里。她们一身廉价的冒牌美国行头，模仿好莱坞明星的举手投足。既招人羡慕、又背负骂名的“潘潘女”是战后日本率先接触美国商业文化的先驱。与之类似的还有儿童，每个美国大兵身后都能看到他们奔跑的身影，为的是讨要巧克力和口香糖。美国人倒也慷慨，一般会开着吉普车，穿梭在废墟之间，分发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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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美国流行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文学中寻找寄托。部分老于世故的文人身上透着一种精致的虚无主义情怀。马克思主义杀了个回马枪，很快便重新占领大学校园以及东京和京都的咖啡馆。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及以何面目示人，文娱创作在占领期间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哪怕依旧面临杂七杂八的查禁制度，但时局与军国年代那种令人窒息的限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在拥抱思想和艺术自由一事上无需教导或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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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其实只是一道掩人耳目的幌子。日本问题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无涉，主要还是出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身上。这一神圣体制为践踏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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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持“国体”的狂热关切阻碍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战时领导层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前承认战败。部分美国人，尤其是对日本人心理有研究的保守派专家，主张盟军应在这点上予以妥协。举例而言，战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便希望盟军给出维系日本皇室血脉的承诺。但也有人——往往是秉持自由立场的人——坚信这一做法将使任何试图理解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根源的努力化为泡影。两派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至麦克阿瑟主政期间。彼时，占领当局分为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派和强硬右派。多数“新政派”成员同麦克阿瑟一样，满怀一腔抱负，但不怎么了解日本。右派则认为自己比前者更了解日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德国血统这一点恐怕纯属巧合。情报系统掌门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Charles Willoughby）便是一例，他原姓魏登巴赫（Weid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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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曾临时执掌日本政府两个月。他资质平平，和皇室关系密切。他的副手是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皇军”是没了，但这二位仍不死心，希望“国体”如故。当然，改革肯定是需要的，但应该是渐进式的，且须划定范围。为此，东久迩稔彦任命了一批特殊的幕僚。日本的战败曾被归咎于国民“没有血性”，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因此担负了鼓舞日本人士气这项责任。直到1945年9月，石原仍在发表演讲，大谈亚洲和西方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幕僚里还有儿玉誉士夫这位粗俗的右翼政坛黑手，他曾在中国的日占区大发横财。1945年8月，儿玉正张罗着为美军设立妓院，为了维持旧秩序，他可谓动足了脑筋。10月，最高司令官下令废除对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法律限制之后，东久迩稔彦视其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随即辞官卸任。石原逃脱了战争罪起诉，对此，他自己也倍感意外。他卒于1949年。儿玉被控犯有战争罪，蹲了几年大牢后继续在右翼政坛扮演不甚光彩的角色，直到1975年前后被曝出卷入一宗巨大的腐败丑闻，方才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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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图保卫“国体”的并非只有右翼理论家、战犯和反动贵族们，扮演了更加重要角色的反而是美国外交官眼中的“温和派”——譬如吉田茂。吉田能说会道，是个亲英派，20世纪30年代曾赴伦敦任驻英大使，期间耳濡目染，以至于举手投足间颇有几分丘吉尔风范。吉田在众人眼中是典型的战前自由派，曾在东久迩稔彦内阁中担任外相，并于1946年升任首相。从脾性和气质来看，吉田属于大正时代。在他看来，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那股极端军国主义思潮是日本现代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段插曲，虽然不幸，但纯属意外。眼下最好的出路就是复辟旧制度——它曾被武夫玩弄于股掌之间——让一批家长式的文官精英当政，以准民主化手段管理日本。帝制肯定是要保留的，彻底的美式民主在日本会水土不服。不管战前的吉田思想多么开明，从战后看来，他趋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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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在麦克阿瑟当局内遇到了意气相投的保守派盟友，但司令官手下的“新政派”要除外，他们和他可不是同路人。吉田很巧妙地利用了美国人的内部矛盾，将司令官的部下分为“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两派。麦克阿瑟本人对这一区分不置可否，这很像是他的为人。将军对于盟军早期的一些做法，诸如解散财阀、废黜“特高课”、赋予妇女选举权、释放共产党等政治犯、建立独立工会，以及颁布一部全新的自由宪法——是谓重中之重——均鼎力支持。日本左派和自由派对上述改革欢欣鼓舞，吉田等保守派虽高兴不起来，却也无力阻止。可是，在处置天皇一事上，日美两国想到了一块儿。关于天皇在未来该扮演何种角色，司令官大人和吉田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与那些立场更右倾的日本人相比更是差之千里，但他同样是个积极的保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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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仅从一起反映占领时期查禁制度的事件来看，便可窥见一斑。事件虽小，却很不光彩。1946年，左派导演龟井文夫拍摄了一部名为《日本的悲剧》的纪录片。他择取了部分旧新闻片、剪报和照片，将其拼接在一起，以揭示日本战时宣传的本质。影片里有几个裕仁的镜头，有的是戎装照，有的是便装照，至于裕仁的战争罪行问题，片中亦有明确交代。《日本的悲剧》过审后，先是在一些地方影院试映，原计划之后再在东京上映，可是美国审查员的封杀令说来就来。之所以态度前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究其原因，是因为吉田对该片颇有微词，遂动用他和威洛比将军的关系，吁请最高司令官封杀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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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下达封杀令的原因是该片“拍摄手法过于激进”，可能“引发骚乱和暴动”。司令官大人执意保留天皇时，援引的也是这套说辞。澳大利亚、英国和苏联方面本想以战争罪起诉裕仁，可麦克阿瑟一再坚称，没了天皇，日本将变得无从治理。这与他认为日本人是一个幼稚的民族、没有天皇指引将兽性大发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皇室成员曾希望裕仁退位，为战争担负道义责任。当时的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对此欣然接受，甚至持欢迎态度者也大有人在。但司令官阁下持反对意见，他就像明治日本之前的历任将军一样，一心想利用天皇的象征意义，将其塑造为一尊自授权力合法性的“神龛”。吉田首相等保守派之所以最后同意实施麦克阿瑟的全套改革方案，一大原因就在于他们担心这尊“神龛”在为其所用之前，就会被人夺走。这可是“国体”的最后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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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之前，司令官大人要先剥离皇权的政治权威和宗教神秘性，而这又牵涉到体制和宪政改革：神道教仪式和政务须做到“政教分离”，天皇将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不是一位神圣的大祭司。这还不够，还要在公关上巧施妙计。天皇角色的转型可以在一张官方照片中找到缩影。照片摄于1945年9月，地点是美国大使馆，天皇来此觐见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双手悠然自得地插在后兜里，身材高大地站在天皇身侧，更加反衬出这位君王的矮小。裕仁一身朝服，嘴巴微张，人站得笔直。这张照片被发给所有日本报章使用。除非观者愚钝无比，否则不可能察觉不到其中隐含的美日关系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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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在美国老师的训导下，裕仁发表了《人间宣言》¶，表明自己非神。此举大大触怒了日本保守派。一个月后，日本出台了新宪法草案，其诞生过程经历了一番曲折。先是司令官大人要求日本法学家修改原有的明治宪法。无独有偶，这些人基本都是吉田那样的“温和派”名流，素以亲英闻名，可他们接受的是德国法学传统的训练，对美国人那套“主权在民论”很是陌生。他们均认为没必要修改明治宪法，试图说服美国人相信明治宪法是日本远古传统的一部分，若想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明所孕育的产物取而代之，是万万行不通的，这就好像有些植物只能生长在特定的土壤中。法学家们似乎忘了，明治宪法从根本上来看，基本照搬了普鲁士宪法。总而言之，他们仅仅做了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此事经媒体曝光后，多数日本人对他们嗤之以鼻：又是远古传统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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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本法学家免职后，麦克阿瑟责令其民政局局长科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组建了一支美国团队，起草宪法。惠特尼在战前曾担任麦克阿瑟的私人律师。这项任务的预定工期是一周。为此，一群年轻而缺乏经验的美国人把自己关在司令官总指挥部的舞厅内，足不出户。出生于维也纳的二十二岁犹太姑娘贝雅特·西洛塔（Beate Sirota）**负责起草关于社会权利的条款。为了了解制宪过程，她从图书馆借阅了其他国家的宪法。其中，苏联和魏玛德国的宪法派上了大用场。年轻的海军少尉理查德·普尔（Richard Poole）授命起草有关天皇新地位的法条。正是在他笔下，天皇从“亦神亦人”蜕变为一个“符号”。贝雅特·西洛塔则将男女平等的特别条款写入了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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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译成日文后，有一部分读起来格外拗口，但事后证明这部法律是占领时期最深入人心、生命力最持久的事物之一。吉田在内的保守派虽不喜欢“和平宪法”††，却无奈只能接受，日后还学会了令其为己所用。然而，日本社会中有一群人恨透了新宪法，他们虽人数不多，但时而声势浩大，极具影响力，这些人便是极右翼。天皇乃区区象征物的新身份固然令他们大为不满，但激起其怒火的还是第九条。这是新宪法中最激进的一项创举，旨在剥夺日本保留武装力量和发动战争的主权。即便是年轻的理查德·普尔，也对宪政和平主义是否现实表达过自己的疑虑，但他很快得知颁布指令的是将军本人，那也只好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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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极右翼在1946年并不招人待见，多数日本人欣慰的是不用再上阵打仗了。不光如此，宪法第九条让他们心中涌起一股道德自满的情绪：我们可是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主义国家。然而，这一战后早期理想主义的伟大标志造成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导致明治时期遗留的一大主要问题依旧悬而未决。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规定，帝国军队效忠天皇，而非国家。这将战争问题从议会政治中抽离出来，抬升到了非天皇而不能定夺的层面，而天皇是不用被问责的。由于日本的军事大权从今往后都将掌握在美国手里，不被问责的皇权只是从东京转移到了华盛顿。这一安排让不少日本人和外国人更有安全感，但对于在亟须讲民主的军事领域强化这一制度，却毫无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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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日本人进行思想改造外，还要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光惩罚是不够的，要让日本人务必认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遍及东亚和南洋的战场上，那些为“圣战”干脏活的日本人面临着两种下场：要么上绞架，要么蹲大狱，而且在此之前未必都经过审判。话说回来，最终的清算发生在东京的原帝国陆军总部，这里也是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几十年后切腹自杀的地方。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间，包括苏联在内的十一个同盟国派出的法官齐聚此地，对那些以天皇名义发动战争的军事将领、政客和外交官进行审判。这些人当中有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松井石根大将、策划“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部分阴谋家、做出偷袭珍珠港决定的领导人、一意孤行发动侵华战争和出兵东南亚的首相和外交官、一位右翼理论家（他在审判时凭借装疯得到豁免‡‡）以及天皇最亲近的幕僚。这群卑劣之徒中，唯一缺席的就是天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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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模板是纽伦堡军事法庭。不管在纽伦堡，还是在东京，用来追究被告策划和实施侵略罪行的都是可溯及过往的新法……。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也被控犯有“反人类罪”。之所以创造这一新型法律类别，目的在于制裁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径。法官们在日本和德国的对外战争中寻找相似之处。尽管日本政府未制定全面种族灭绝的政策，南京大屠杀这一最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仍被赋予了奥斯维辛般沉重的象征意义。在东京，垂头丧气的被告茫然地盯着控方。总的来讲，他们和纽伦堡被告席上的纳粹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弗兰克†††等人是1933年夺权的罪恶政权的党羽，而东京审判的被告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是老派的文官精英，早在战前就统治着日本。其余的都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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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希特勒这样的元首。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这些罪行是以“国体”的名义犯下的，天皇又是“国体”的神圣领袖，他曾训导每位陆海军士兵“视长官命为朕命”。但既然麦克阿瑟认定天皇是清白的，不用出庭受审，哪怕作为证人也不行，那么东京审判这堂历史课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危害性。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承担所有罪责：是他们将天皇引入歧途，并误导了日本人民。裕仁通常比手下将领更清楚局势，但这一点被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同样遭到粉饰的还有日本民众对海外军事冒险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至少战争初期是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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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审判在日本电台里实况直播，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但多数民众饥肠辘辘，压根没心思关心什么历史教训。当然，南京大屠杀、马尼拉浩劫等不计其数的日军暴行一经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同样令人惊愕的是，有证据显示，政府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国民。普通人当中鲜有同情甲级战犯的，大多认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当初将日本带向战争，最后落得一败涂地，那就应该担起责任来。然而，最高司令官对天皇的豁免使得最重要的一条教训黯然失色——例如政治责任问题、“国体”的本质以及帝国意识形态和对其他亚洲人所犯罪行之间的联系。要是所有日本人——军国主义者除外——都和他们的天皇一样清白而无辜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咯；要是在中国屠杀平民是罪行的话，那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也理应被视为罪行。对，还不光是这两个地方，东京、大阪等城市遭受的大轰炸都应该算上。简言之，麦克阿瑟让日本人逃脱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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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精心布局的审判只有一次险些因为真相而穿帮。1947年12月，东条英机站上了被告席，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担任首相。这位戴着圆框玳瑁眼镜、秃顶、一口龅牙的将军是美国人心目中“邪恶日本人”最形象的写照，可谓日本军国主义的“傅满洲”‡‡‡。人们不惜在黑市上一掷千金，想要一睹他在审判席上的风采。不同于百般抵赖的同僚，东条愿意为战败承担责任，但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言：“我们（日本人）没人敢违抗天皇的旨意。”检控方的盘问环节因此缩短。有人对东条施压，要求他更改证词。一周后，他十分配合地改口称，天皇向来热爱和平，祈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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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2日，这一天寒冷而阴霾，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日本被告简单用过一餐冷米饭配清酒的“上路饭”后，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该监狱于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原先竖立绞架的地方，一栋名为太阳城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依然有人缅怀东条将军，他在90年代一部脍炙人口的战争片中被描绘为英雄。但是其他人，像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等战犯则多数已为人淡忘。那些对东京审判揪着不放的与妄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恰恰是同一批人，是那些否认日本比其他参战国更加罪孽深重的右翼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政客。他们将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贬为美国的政治宣传。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左派今后也会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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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派也有理由愤愤不平。起初，“新政派”在位时，“封建思想”是最高司令官当局主要的眼中钉，这一时期，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仅获释出狱，还被积极动员为改革出力。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改革洪流。一腔热血的日本官僚修改了《劳动法》，日本的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手握实权，领导他们的一般是共产党，引得几百万工人纷纷加入。罢工和游行屡见不鲜，工人偶尔还会接管工厂，甚至扬言要冲击皇宫。马克思主义学者绘就了计划经济的蓝图。“新政派”、日本官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干预经济一事上达成了默契。1947至1948年，日本选出了首位社会党首相。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土地再分配：土地从大地主名下流转至佃农手中。土改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但负责实际策划和执行的是日本官僚。这既是一项进步举措，令左派为之叫好，又杜绝了那种助长共产党势力的农村骚乱。穷苦的生活造就了佃农彪悍的民风，换到过去，他们是日本“圣战”中最骁勇的兵员来源，但现如今，一个全新的小农阶层应运而生，附带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帮助保守派占据着执政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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