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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派也有理由愤愤不平。起初，“新政派”在位时，“封建思想”是最高司令官当局主要的眼中钉，这一时期，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仅获释出狱，还被积极动员为改革出力。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改革洪流。一腔热血的日本官僚修改了《劳动法》，日本的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手握实权，领导他们的一般是共产党，引得几百万工人纷纷加入。罢工和游行屡见不鲜，工人偶尔还会接管工厂，甚至扬言要冲击皇宫。马克思主义学者绘就了计划经济的蓝图。“新政派”、日本官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干预经济一事上达成了默契。1947至1948年，日本选出了首位社会党首相。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土地再分配：土地从大地主名下流转至佃农手中。土改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但负责实际策划和执行的是日本官僚。这既是一项进步举措，令左派为之叫好，又杜绝了那种助长共产党势力的农村骚乱。穷苦的生活造就了佃农彪悍的民风，换到过去，他们是日本“圣战”中最骁勇的兵员来源，但现如今，一个全新的小农阶层应运而生，附带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帮助保守派占据着执政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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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始料未及的情况是，麦克阿瑟的改革导致日本官僚和民选政治家的权势此消彼长。新成立的通产省（MITI）负责制订中央经济计划。“新政派”相信，私人大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产生的元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从家族所有者手中夺过来。这项任务同样交由官僚代为操办。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财阀并入了战争经济，且往往与企业主的意愿相违背。由于骨子里敌视大企业，美国左派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些机构更大的权力，殊不知正是它们将日本推向了战争。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业和官僚利益之间的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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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原本反封建、改良式的运动是从何时开始改弦更张，成为保守派打着各种幌子，对共产主义实施的一场镇压呢？很难给出具体的时间。美国银行家和商界领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司令官大人的改革。1947年，因为担心共产党搞垮日本经济，麦克阿瑟感到有必要取缔原本定于2月份举行的一场大罢工。日本的通胀率居高不下，警钟已经敲响。很快，其他措施相继出台：公务员被禁止参加罢工，私人财阀虽遭解散，但力度较原计划已大大减弱。吉田等保守派乐见最高司令部内的“现实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压倒“理想主义者”。然而，在起先备受鼓舞的日本左派看来，他们被美国人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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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反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成了共和党的天下后，华盛顿再也不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帮扶日本了。另一种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胜券在握。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强硬派高官一致坚持，是时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复苏经济了。1949年，作风强硬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被派往东京，帮助控制通胀，平衡预算。根据“道奇计划”，日本工人和消费者应为民族大义做出牺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领导，再加上东南亚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业将成为日本复兴的引擎，为对抗共产主义筑起一道屏障。针对政府、工会和私企内部潜在麻烦制造者的“红色肃反”，让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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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阁下虽然从来算不上是“赤党”的朋友，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自感对日本政局的控制力在下降。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保守派眼里都不啻为利好消息，他们正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其中不乏受到信任的老面孔——一个由官僚、政客和大企业领导层构成的群体。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权贵同20世纪20年代的旧精英很像，区别是再也不会出现权欲熏心的将军们钩心斗角这一烦人的现象了。道奇抑制通胀的措施造成大批民众失业，帮助日共在1949年的大选中拿到了10%的选票，但吉田茂的自由党还是以巨大优势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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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助燃剂。美军预先毫无准备，以大银行为班底完成重组的财阀充当起他们的供应商，一切物资应有尽有，且售价不菲。左派、自由派与和平主义者对于“改弦更张”¶¶¶本就耿耿于怀，眼看着日本又被卷入一场亚洲内部的军事冲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而在一支名为警察预备队、实则同军队无异的“自卫队”成立后，矛盾彻底爆发。自卫队是华盛顿方面违背麦克阿瑟的意愿、罔顾其有违“和平宪法”的事实，执意强塞给日本政府的。可是，经济在增长，对于一个饥饿的国度而言，这比什么都重要。除开上百万在战火中殒命的朝鲜人和韩国人外，朝鲜战争另一大牺牲品就是司令官大人的仕途。纵然他在仁川打了胜仗，麦克阿瑟的自高自大还是惹恼了杜鲁门总统。在司令官大人公开声明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后，他被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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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对此的反应令人讶异。尽管左右两派均心存不满，但自由立场的《朝日新闻》对麦克阿瑟感恩戴德，感谢他教会了日本人“民主与和平主义的真谛”，并带领他们“心怀仁爱地走上了光明大道”。这还没完，报纸继续歌功颂德，想要温暖司令官大人的慈父之心：“似乎是欣喜于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他对日本这个昔日的敌人一步步迈向民主满心欢喜……”天皇亲自拜谒麦克阿瑟，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在将军的专车驶往羽田机场的路上，数十万眼含热泪、挥舞纸质小旗子的日本民众夹道欢送。当天学校停课。NHK电台里播放着《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首歌。吉田首相挥手致意，目送1945年载着麦克阿瑟抵达厚木机场的“巴丹号”（Bataan）专机最后一次飞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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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倒退，但是麦克阿瑟的使命总体上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一腔抱负如今被融入了宪法。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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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玉米芯烟斗，源于美国。烟斗使用表面碳化以后，比较持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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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基伍基（ブギウギ）即boogie-woogie，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节奏摇滚分支。——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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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局的情报系统对战后日本的影响甚大。威洛比自战时即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战后则掌管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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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久迩宫稔彦王为裕仁的妻子香淳皇后的叔叔，1947年脱离皇籍后，改名东久迩稔彦。——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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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人间”意指“人类”。诏书前半引用《五条御誓文》并提及日本的战后建设发展，故又被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或《年头、国运振兴的诏书》。后半部中以百余字否定天皇作为“现世神”的地位。——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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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是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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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宪法”对日本社会影响至深，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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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大川周明，鼓吹对外战争的右翼理论家，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期间，他不时裸露身体，喧哗叫嚷，还以手频击坐在身前的东条英机的秃头，靠装疯卖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事后他对此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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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的创立者。纽伦堡审判后，刑前一天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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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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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纽伦堡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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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曾任纳粹党的高级律师，纳粹上台后，先后任不管部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志法学院院长等职务。1939年后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并屠杀了大量波兰人，1945年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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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Fu Manchu，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一百多年来，“傅满洲”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的脸谱化代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在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这一形象的深入人心，充分反映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严重误解、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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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提出者，主张加强美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影响。其主张对战后美苏、美日关系影响重大，也是美国对日政策修改的因素之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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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前面提及的改革力度减弱、对罢工的限制，以及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内涵的隐性改变。二战后麦克阿瑟的农地改革较为符合日本左派、自由派等人士的主张，但随后美国政府因为冷战政策的需要而扶植日本大企业经济，削减日本工人民众利益，遂激起他们不满。——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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