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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倒退，但是麦克阿瑟的使命总体上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一腔抱负如今被融入了宪法。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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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玉米芯烟斗，源于美国。烟斗使用表面碳化以后，比较持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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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基伍基（ブギウギ）即boogie-woogie，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节奏摇滚分支。——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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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局的情报系统对战后日本的影响甚大。威洛比自战时即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战后则掌管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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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久迩宫稔彦王为裕仁的妻子香淳皇后的叔叔，1947年脱离皇籍后，改名东久迩稔彦。——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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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人间”意指“人类”。诏书前半引用《五条御誓文》并提及日本的战后建设发展，故又被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或《年头、国运振兴的诏书》。后半部中以百余字否定天皇作为“现世神”的地位。——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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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是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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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宪法”对日本社会影响至深，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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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大川周明，鼓吹对外战争的右翼理论家，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期间，他不时裸露身体，喧哗叫嚷，还以手频击坐在身前的东条英机的秃头，靠装疯卖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事后他对此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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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的创立者。纽伦堡审判后，刑前一天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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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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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纽伦堡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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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曾任纳粹党的高级律师，纳粹上台后，先后任不管部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志法学院院长等职务。1939年后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并屠杀了大量波兰人，1945年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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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Fu Manchu，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一百多年来，“傅满洲”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的脸谱化代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在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这一形象的深入人心，充分反映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严重误解、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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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提出者，主张加强美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影响。其主张对战后美苏、美日关系影响重大，也是美国对日政策修改的因素之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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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前面提及的改革力度减弱、对罢工的限制，以及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内涵的隐性改变。二战后麦克阿瑟的农地改革较为符合日本左派、自由派等人士的主张，但随后美国政府因为冷战政策的需要而扶植日本大企业经济，削减日本工人民众利益，遂激起他们不满。——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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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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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圣诞夜，一位身材瘦削、穿着寒酸卡其制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从巢鸭监狱获释。他的两瓣柔唇一咧，露齿一笑，坐上一辆美军吉普。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刚刚结束了在巢鸭监狱的三年刑期。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东条将军手下担任商工省大臣。在此之前，他是“满洲国”的工业大总管，堪称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战时曾负责军需和劳工事务。倘若说打天下要靠军人的话，那么守天下要靠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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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雨新知，岸信介在巢鸭监狱里都遇上了。和他一间房的狱友名叫笹川良一，20世纪30年代期间曾担任一个小型法西斯政党的党魁，还因为在中国占领区从事敲诈勒索而声名狼藉。战后，笹川靠着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开设大型赌场），大举敛财。战时结下的人脉和大笔来路不正的资金，奠定了他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不可一世的幕后大佬地位。笹川和岸信介于同一天获释。用不了十年，后者就将坐上日本首相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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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48年掌权的依然是吉田茂。尽管两人活动的圈子都很高调，但岸信介和吉田都不喜欢对方。出生于土佐地区的吉田身为民权运动家之子，是个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反观岸信介，祖上是长州藩士，自然会拥护狂热的日本右翼。吉田行事生硬，人们说到他，至今还会记起他曾在国会怒骂一位社会党议员是“该死的蠢货”；相形之下，岸信介为人处世更圆滑，也更有魅力。然而，自从踏入东京帝大时起，直至自己漫长的仕途结束，岸信介出于本能，一向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年轻时，他崇拜北一辉这位1936年军事政变背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煽动家。在当年那场美浓部和右翼对手的宪政大辩论中，岸信介倒向了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满洲国”任职期间，他与东条英机和关东军走得很近。1939年，他赞成和纳粹德国缔结同盟。面对商界与军界之间的纷争，他选择支持后者。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他依然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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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岸信介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制的捍卫者，他的政治信仰从某些方面来看依旧带有鲜明的战前色彩。战争爆发前后，他曾标榜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崇尚威权、民族主义，但从他视计划经济为强国富民正道这一点来看，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过。他从来都不相信自由放任或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那一套。1953年，岸信介公开表示反对“放任式”政策。他指出，日本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式的产业规划，“务必精心实施——比如俄国的五年计划”。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刚刚造访过西德（联邦德国），满心欢喜地邂逅了老同事、原纳粹经济部长希亚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岸信介治理经济的思路过去十分接近日本的主流思潮，日后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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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保守派领导权的争夺中，岸信介鼓动人们相信吉田对麦克阿瑟卑躬屈膝，是个“美国小子”，是那种好“日本佬”，唯司令官大人的马首是瞻。这么说吉田有失公允。1951年，麦克阿瑟搭乘飞机返回美国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他的身份是负责与日媾和的特使。两人通过电台，“地对空”商讨此事。杜勒斯得到指示，要求他对日施压，责令其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吉田，以及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已经和华盛顿周旋了好几年。麦克阿瑟在1948年表示这么做会违背他的原则，会让美国人在“日本人民眼中显得无比可笑”。即便上头盯着他，要他责成日方组建一支国家警备队，他却依然念叨着日本应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虚与委蛇，能拖则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违令不遵已无济于事。于是，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来的美军军装，接收了机枪、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装备。吉田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帝国陆军老兵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被部署在工业区周边，镇压共产党骚乱，但不久之后，这支警备队的装备变得更加齐全，并更名为日本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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