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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岸信介曾召池田入内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池田下辖的通产省，前身是岸信介昔日把持的商工省，战时曾改名为军需省。通产省处于日本战后经济增长的龙头地位。池田借鉴了某位著名劳动经济学家的观点，承诺让全体日本人富起来。他在1960年12月出台了“收入倍增计划”，有意识地将国民的注意力从宪法问题上转移开。财富的公平分配博得了日本社会党内温和派的支持。池田希望，有了钱，人们会彻底忘掉政治。能干的技术官僚心怀国家福祉，引领日本经济继往开来。他们的存在，确保了自民党统治的国家里一派稳定繁荣的气象。这正是“池田路线”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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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惹事的左派工会无外乎两种下场：一是被黑帮缠上，二是在私人企业工会的新制度下日渐式微。在私企，工会承诺将员工视为企业大家庭的子女，加以善待。规模最大的那类公司向员工提供终身雇佣合同，以换取后者的绝对忠诚。所有这一切安排虽常被形容为古老的日本传统，但其实是“池田路线”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池田路线”还意味着无休止的大兴土木。举国上下，日本城市与乡村，成了一片大工地，公路、桥梁、水坝造个不停。这对建筑公司及其黑帮附属而言是利好消息，同样受益的还有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日本产业界、给乡村选民打开财源的政客以及自民党自己——每个新上马的建筑工程都会带来一笔贿款和献金，令其赚得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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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完成了预期目标。曾经险些将国家撕裂的那些分歧如今仅见于社会边缘：右翼暴徒依然扛着旧战旗，开着广播车巡街，高分贝播放着军队进行曲；学生中的极端激进派在残酷的锄奸过程中斗得你死我活。不过，多数日本人在经过举国繁荣的新时代洗礼后，政治上已经变得很好糊弄了。人们一谈起东京市内拔地而起的仿造埃菲尔铁塔时，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话说这座“山寨埃菲尔塔”比实物还要高。1964年，第一列子弹头列车仅用三个半小时，便跑完了东京与大阪之间的路程。这一年，世人齐聚东京，共襄奥运盛会。此时此刻，日本人终于不用再窝里斗，也不再与世界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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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使命的池田于奥运会举办当年与世长辞，取而代之的是吉田茂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佐藤荣作。佐藤是岸信介的亲弟弟‡，他就像个“催眠精灵”（sandman）§那样，在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也采取了打太极的办法。他的外交政策说来简单得很。佐藤尝言：“每每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家就会蒙难；每每两国通力协作，日本就会昌盛。因此，我的方针就是与美国充分合作，确保世界和平。”佐藤满口的和平论调，为此他于1972年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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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伯特·施佩尔为纳粹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军备部长。——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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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年体制”虽在法治上维持执政党自民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制，实际上是自民党一党执政。——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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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信介原姓佐藤，他的亲生父亲从岸家入赘到佐藤家，岸信介在中学时才被过继到父亲本家，改姓岸。佐藤荣作是他的亲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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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dman是美国的一个古老传说中的精灵，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撒沙子，带给他们睡眠和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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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跋 战后时期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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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代日本的故事是否到此就结束了？肯定不是，但我要讲的故事已进入尾声。自1964年以来，日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府因为贪腐倒台；裕仁天皇去世，新天皇即位，年号“平成”；被泡沫经济裹挟的日本大有要买下全世界的势头；宗教恐怖分子在东京制造沙林毒气事件；泡沫经济崩盘。除此之外还发生了许多事。不过，建立于美占期、并于1955年得到巩固的战后秩序依旧如故，其根基虽然出现了裂痕，也显出衰败的迹象，却岿然不倒。只要战后秩序不变，1964年就是近代日本完成兴衰交替的标志性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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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有迹象表明真正的变化即将来临，1976年冬天就上演了一出重头戏。在此一年前，我来到东京求学，那时依旧能于细微处感受到战争的影响。缺胳膊少腿的退伍老兵穿着白色和服，枯坐在火车站外，用手风琴如泣如诉地拉着伤感的战时小调。路人行色匆匆地从这些大活人跟前经过，仿佛压根不曾留意其存在。他们挥之不去的身影只是飘荡在盛世暖空中的一丝寒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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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新宿车站曾是学生集会的热门场所，见证过不少戏剧性“事件”。我目睹人们朝一幅丑化田中角荣的漫画像扔花生。这位前首相当时已身败名裂。“花生”这个词是有来头的：为了拿到购买飞机的合同，从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收了钱的中间人再将其分给田中等日本政客，“花生”就是他们指代这笔交易的暗语。在幕后活动的主要掮客是战时投机商兼岸信介的狱友儿玉誉士夫。这起丑闻曝光后，一位年轻的色情片男优驾着自己的轻型飞机，撞上了位于东京的洛克希德公司办事处，以示对资本主义腐败的抗议。他临死前穿着神风特工队的军装，留下了“天皇万岁！”这句遗言。历史还真是既有悲剧，也有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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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卷入了日本媒体报道的“金钱政治”，田中早在两年前就已辞职，但收受贿赂的指控还是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感到自己被人算计了。毕竟，腐败现象在日本政坛司空见惯，要想办成事，唯有走此渠道。田中不过是用的钱比对手多，比对手更能干罢了。他最终被赶下台，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调查新闻记者给害的。一手促成其下野的，是老对手福田赳夫。福田老谋深算，出身官僚系统，正是福田派的人将洛克希德案的细节捅给了媒体。扳倒田中、将他赶出自民党是为了报复他妄图篡夺自民党大权。即便如此，福田也没能剿灭田中的影响力。田中派即便在首领出走并成为无党派国会议员后，依然控制着自民党，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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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极其擅长民粹之道，逢人必握手，热情得过了头，而且敢作敢为；反观福田则是典型的政坛官僚。自从池田与日本国民达成协议，以慷慨的施政来打消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后，自民党就一直是官僚的天下。他们制定政策，为内阁大臣起草议会演讲稿，任职届满后依然在自民党党内保有一席之地。政客的职责是运作好“猪肉桶”（pork barrel）*，确保自民党的执政地位不动摇。党内的派系之争使得没有一位政客能够脱颖而出，只手遮天。然而，田中凭借自己过人的政治天赋和大手笔的利益勾兑，差一点就办到了他人不可为之事。他的庇佑令许多人蒙恩于他，以至于这位连中学都肄业的乡下牛贩子之子几乎撼动了技术官僚的主导地位。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客向官僚发号施令的局面，结果田中让日本变得更加富有，但腐败程度也更加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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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弄民粹主义不等于就要推动民主改革。田中从未尝试改革“自民党体制”，在他的运作下，这一体制为尽可能多的人创造了财富和就业机会。田中出身建筑行业，娶了自己公司社长的千金为妻，建筑业为他提供了从政所需的资金。田中曾发誓要将整个日本列岛变成一片建筑工地。哪怕是在他1985年中风、影响力走下坡路后，日本国内的土木工程也未见“退烧”迹象，一如既往地持续着，由此而生的现金流也源源不断，助自民党保住了江山。各地兴建了越来越多的道路、桥梁、水坝、会议中心、机场、柏青哥弹子房、博物馆、市政厅、宾馆、隧道、主题公园和工业园区。这些项目中，有不少派上了用场——应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但也有很多无意义的建设。日本如今随处可见用处不大的“烂尾”隧道和公路，毫无生机、连个人影也瞧不见的河道和桥梁，以及空空荡荡、鲜有人踏足的博物馆和主题公园，这些都是“池田路线”和田中的金钱政治留下的不那么可爱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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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其释放的洪荒财力来看，田中的政绩可谓光鲜亮丽。20世纪80年代，东京的雅皮士可以金箔为食，在黄金地段置办不动产的钱可以买下一个小国家。日本作者著书立说，吹嘘即将到来的“日本世纪”：今天还在东京，明天就将传遍全世界！外国人写的书有些宣扬与日本将有一战，有些则评议所向披靡的日元，或者势不可挡的日本体制——要想与之抗衡，唯有出台与之针锋相对的产业政策；西方的生意人捧读17世纪介绍武士战法的小书；以日本管理技术为题的书籍行销一时。似乎这一轮“日本热”永远都没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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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许多日本人内心弥漫着一股怅然若失的情绪，他们的国家是很富足，但也越发丑陋，似乎丢了些什么。奥姆真理教在1995年制造了以大量杀伤人员为目的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这是个邪教组织，其成员都受过最好的教育，不少人不是科学家就是经过培训的未来技术官僚。他们是“池田路线”的接班人，缺乏对眼下现状的政治责任感，满脑子都是噬人的精神乌托邦。该组织的宗旨是引发一场祝融之灾，任熊熊烈焰焚毁他们眼中这个无意义的社会，并从战后繁荣的灰烬里诞生出一个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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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保守派政客及其知识界拥护者也开始对现代日本价值观的缺失犯起愁来。尤其是青年，被养尊处优的生活宠坏了，一副得过且过、毫无方向的样子。原海军军官、田中派成员中曾根康弘在80年代中期当选首相，之后尝试推广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实际上，他在任内搞的那套宣传和旧民族主义思想相差无几：譬如单民族国家好处多多、尊重天皇制度、日本精神独一无二。这些宣传的出现，部分是为了与教师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炮制的左翼教条分庭抗礼。然而，对于一个纯粹视扩大经济实力为政治目标的国家而言，再谈什么内涵纯属庸人自扰，而民族主义者关于日本性精髓的那套说辞又不足以取代政治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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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根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过是虚张声势，甚至都不如岸信介的修宪尝试更有政治能量。有时听中曾根说话，会觉得他像个战时爱国者，但他也说过“日本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这样的话。不管多少民族主义辞令都改变不了美日关系一边倒的实质。1991年的海湾战争——打这一仗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保障日本的石油供应——令这一点清晰到了让人痛苦的程度：日本人只能作壁上观，对于一场直接牵连到他们的危机插不上手，无能为力。日本唯一能做的，就是向美国及其盟友支付一大笔酬劳，被嫌弃钱给晚了不说，也换不来几句感谢。对此感到耻辱的并不只是日本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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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两年后，自民党在大选中落败。该党此时正饱受贪污丑闻的困扰，还经历了几位实力派政客倒戈的变故。一时间，“自民党体制”犹如明日黄花。说不定一个由反对党组成的新政府会推行必要的改革，为日本封闭的政治体制注入活力呢。自民党的主要变节者之一、“猪肉桶”政治的老手小泽一郎甚至主张修宪，使日本成为他口中的“正常国家”。小泽指出，日本人是时候成为独立个体，愿意冒风险，为自己站出来了。修宪将引导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独立自主的角色。另外，长久以来，选举制度一直都是畸形的，偏向不断衰减的农村人口，对之进行改革有助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两党制格局，终结自民党一家独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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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证明，这又是一场伪黎明。选举制度变更的力度不够，未能产生影响。反对派领导人在内斗中徒耗精力。脱离了自民党的小泽一郎烧不起钱，也就办不成事，无法取悦手下党员。1994年，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回归权力舞台。到了1997年的时候，小泽等自民党“叛徒”已是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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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变化，倒还真有，其催化剂不是政治意愿，而是经济走势：繁华盛世在股灾中戛然而止。地产价格狂泻，银行倒闭。以事后之见，日本经济的泡沫之大，一下子让人联想起17世纪席卷阿姆斯特丹的“郁金香热”。不管是日本胜利论者，还是西方杞人忧天者，都少见地陷入了集体失语。当然，这并未让自民党体制垮台，却多少葬送了人们对其的信任。官僚精英威望扫地。曾经他们备受信赖，充当稳定和增长的守护人，如今则被视为与现实脱节、夜郎自大的一群草包。自民党依旧当政，但仅仅是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况且他们也不再一党独大，不得不与其他党派分享权力，比如与右翼佛教组织有关联的公明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头一回出现连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公司高层任职的工薪族也不再有把握获得终身聘用的情况。图书馆、咖啡店、地铁站里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这些男人穿着笔挺的蓝色西装，翻看报纸，假装在工作，可实际上只是在一个缓慢解体的社会里随波逐流。经济崩盘倒不至于让许多日本人变得一贫如洗，还没到这一步。五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储备，可“池田路线”也就此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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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平素在世界各国首都中最熙熙攘攘的东京，似乎也一反常态，笼罩上了一层忧郁的气息。人们仿佛陷入了沉思，追问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在我写作本书期间，时任日本首相的是小泉纯一郎。因为讲话直白，外形阳光，再加上他承诺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小泉在2001年成了媒体上的大红人。同各位前任一样，小泉号称将打破党内派系之隔，限制官僚的干预行为，并承诺上任后，以吃回扣为特色的腐败旧体制、失控的大修大建和稀里糊涂的预算制度将得到清理整顿。人们期待他成为日本的戈尔巴乔夫，成为埋葬体制的改革者，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这之后，政治和政客日益成为公众冷嘲热讽的对象。这种情况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向来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些情形一旦与受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经济绝望感交织在一起，或许将再次把日本推向自由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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