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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腹的这种循“礼”之死所带来的壮绝之美，正好迎合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武将以死来讨个说法，不枉一世清名的心理。因此，他们的切腹自杀率相当高，如二次大战末期日美军决死一战的录像片《冲绳决战》，空前激烈的战斗打到后来，日军是整团整师地阵亡，但他们就是宁死不降。一些海军和陆军的高官们，趁激战的空隙，在樱花树下铺上毛毯，盘腿而坐，解开军服，露出白衣，横刀而刺。周围站着的士兵看着自己的长官含笑地倒在血泊中，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们也纷纷效法，切腹而死。等美军冲上来，上百名日军已经死亡，每个人的腹部都被拉开，血流成河。这是冲绳决战中最悲烈、最壮观的一幕。这里，暴力崇拜也好，自虐也好，但其表现出来的悲壮之美，其震撼力不可小视。荷兰学者布鲁玛把日本人的这一行为称为“艺术化的自我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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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这种宁可“玉碎”的集体的“艺术化的自我虐待，”使得美国人都不明白：战到这个地步，就军人的立场而言，已虽败犹荣了，投降可保全性命，为何不降？美国政府和国防部曾经为此很认真地召集学者研究日军切腹不降的心理以及日本民族的国民性。这些研究后来也就变成了《菊与刀》等名著，留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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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日本武将如此，日本文人也有以切腹为美的，如创立茶道的文化名人千利休，在70岁那年，就以切腹结束了他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这位把普通的喝茶提升为一种有审美价值的神圣仪式的文人，也以切腹的神圣仪式了断了自己。在切腹前，千利休安然坐于茶室里，以平常心，闭目静听沸水之声，发出最后的辞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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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青天怒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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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切腹中繁衍出两种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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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如同乌江自刎的项羽，如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英雄的自杀行为常常是壮烈的、悲怆的、美丽的、也是令人怀念的。切腹自从有了这样美丽的效应以后，日本的政治家就巧妙地利用它并将其政治化，将其作为上司对下属惩罚的“刑罚”，倒也堪称大和民族“智慧”的一绝。这一做法开创于德川幕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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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家康等人，大概觉得如此受人崇敬的切腹仪式，用来叫有荣誉感的武士去死，是最有效而抗拒最小的方法。因为名誉的最高形式就是切腹，也是属于有面子之死。上司能给你体面的死，作为下属的还能说什么呢？哪怕心里不服，但基于上司还能给面子，便也毅然决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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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赤穗复仇事件”中的47义士就有被上司的权谋暗算的嫌疑。如果不让47义士自杀而是用行刑队加以杀害，其结局将会如何？47义士是否会乖乖受命？是否会拼死一搏？而如今给他们一个体面的死、尊严的死，照样也能起到处罚的作用，何不为之呢？幕府官僚们就这样轻巧地将对死当哭转换成了对死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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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切腹又成了一种宫廷权术，一种整人的计谋。这种政治的肮脏性和政治人物的用心险恶性，在日本每一时代的切腹自杀中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日本人从仪式化的切腹中繁衍出了两种文化精神内涵：即壮绝美和权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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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内涵经巧妙地结合后，“以死谢罪”的观念和意识便喷薄而出了。以死来谢什么“罪”呢？谢自己无能为力的“罪”？谢自己困惑不已的“罪”？谢自己没有把公司经营好，应该向员工负责的“罪”？等等。这些“罪”从非日本文化圈来看，根本就不是“罪”，而日本人则实实在在地视这些是“罪”。因此，日本多自杀。如2000年4月，日本大百货公司SOGO的一名63岁副社长在家中上吊自尽，熟悉他的朋友说，这位副社长责任感极强，是个非常求上进的人，长年来身心的疲惫被认为是造成他自己了结生命的主因。如2001年9月，曾获1964年奥运会柔道重量级金牌、日本东海建设公司的社长猪熊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切腹自杀了。原因是公司经营不振，只得以死谢罪。又是奥运金牌得主，又只有61岁，有必要自杀吗？难道就不能重振旗鼓，跌倒了再爬起吗？中国人肯定会这样发问。日本著名的单口相声演员桂三木助，年仅43岁，正是风华正茂、如日中天，却在2002年1月自家的洋楼跳楼自杀，震惊日本社会，他在遗书中表示自己有无力感。再如2007年5月28日，当时安倍晋三的内阁成员、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在东京寓所上吊自杀。现任内阁成员自杀身亡在日本政坛尚属首次，其对日本政治和国民的冲击力是相当大的。为何自杀？据说烦事缠身的大臣，是为了帮助安倍解脱来自国会的困境。因此，不从这里出发审视问题，就看不懂日本人独特的生与死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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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瞬间美掩盖了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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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管怎么说，自杀总不是人人想为的事。青春不再，生命不复。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哪怕武士精神与理念再强的日本人，他们也并不是想象中的视个体生命为草芥的人。早在《徒然草》中就有“存命之喜，焉能不日日况味之”之生命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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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的逻辑是：你要免于以死谢罪的自杀，你就必须认真负责地一丝不苟地干每一件事情。这样，就引出了认真和负责的概念，被视为世界上最认真的日本民族，其认真精神的由来竟与动辄切腹自杀有关，看似不可思议，其实在逻辑上能说通：一个人若每天想到如果失败就会去死，那么做事怎会马虎、怎能不负责任？当然，中国古训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说，事情做坏了大可重新来过，何必自杀？但这不是日本人的想法。为了一次几次的失败就死，是否值得？这不是思考的重点，重点在于，因为失败就必须切腹，所以很多事情就成功了。日本人不是喜欢轻生，而是视责任重于生命。知耻近乎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十分有趣的文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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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仍然有另外一面。由于日本人近乎宗教信仰般地过分强调并刻意追求切腹样式的“瞬间美”，于是在善恶、是非、好坏等判断上，陷入了价值变形的怪圈：这人哪怕是坏人，但只要死得具有悲壮美的效应，他所做的一切都可谅解。如果他是冷静地按照礼仪完成切腹，他仍然被当做英雄来崇拜。于是在日本的历史上，很少有坏人出现，很少有民族败类的说法。如47义士的复仇事件，如从今天的法律角度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是47义士犯罪在先（为主子报仇，他们合谋共篡，杀害了吉良）。但是事后由于47义士死得壮观，在民众的心中就成了世代传咏的英雄。这种以审美标准而不以伦理标准来判断善恶，是日本人思维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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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说，对日本人是有理（善恶）讲不清的，因为他们从不讲理（善恶），也没有理（善恶）可讲。（这里借用中国学者程麻的一个观点。程麻认为，总感觉日本人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就是缺德，这一概括还是相当有精度的。〔5〕）的表现。由于没有绝对的善恶观念，所以也就没有道德负担，没有精神痛苦。前一天还在向敌人进行自杀性攻击，第二天就举着鲜花迎接敌人占领本土。这种“拥抱失败”的做法在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民族干得出来，而日本人就能做得那么自在。因为他们是从所谓的美意识出发来审视问题的。因此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是没有卖国贼、叛徒，更没有侵略者的说法。如在横须贺市的久里滨公园里，就有打开日本门户的美国人佩里的塑像，日本人每年还要在塑像前载歌载舞，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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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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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切腹者的精神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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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仪式化也好，瞬间美也好，切腹总是与血腥、暴力、自残、痛苦的形象相连。既然是血腥的、暴力的、自残的、痛苦的，那切腹者的勇气从何而来？其切腹者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深层也就是说，他们披上了怎样的精神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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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了96岁的日本思想家和宗教家铃木大拙，更将目光转向了他的一部著作《禅与日本文化》。他在“禅与武士”的章节中，直言“禅成了鼓励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宗教。”（《铃木大拙说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在逻辑上是如何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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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禅强调人们一旦决定了进路就不回头，这是禅的道德。此外，禅还无差别地对待生死，这是禅的哲学。铃木大拙说，禅首先从道德和哲学这两个方面支持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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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禅的修行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和战斗精神是很一致的。再次，禅与日本武门阶级有历史的联系。一般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禅介绍到日本的僧侣。而这个时期正好是镰仓幕府时期，也是武士抬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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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为了达到究极的信仰，除了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外，还要求有异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正是武士所必需的东西。禅主张顿悟，主张通过自我修炼从生死中解脱出来，达到“死生一如”的境界。而超越生死的桎梏也是每个武士要面对的。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也曾经在永平寺讲“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的自然循环，告诫武士们舍生忘死。为了解决生死苦恼的问题，武士们也经常向禅僧参问玄机。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武将楠木正成在凑川欲迎接足利尊氏的大军时，来到兵库的一个禅寺，他问禅师：生死交谢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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