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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仪式化也好，瞬间美也好，切腹总是与血腥、暴力、自残、痛苦的形象相连。既然是血腥的、暴力的、自残的、痛苦的，那切腹者的勇气从何而来？其切腹者的力量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深层也就是说，他们披上了怎样的精神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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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将目光转向了96岁的日本思想家和宗教家铃木大拙，更将目光转向了他的一部著作《禅与日本文化》。他在“禅与武士”的章节中，直言“禅成了鼓励日本武士战斗精神的宗教。”（《铃木大拙说禅》，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在逻辑上是如何可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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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禅强调人们一旦决定了进路就不回头，这是禅的道德。此外，禅还无差别地对待生死，这是禅的哲学。铃木大拙说，禅首先从道德和哲学这两个方面支持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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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禅的修行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这种戒律式的倾向和战斗精神是很一致的。再次，禅与日本武门阶级有历史的联系。一般认为，荣西（1141～1215）是最早把禅介绍到日本的僧侣。而这个时期正好是镰仓幕府时期，也是武士抬头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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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为了达到究极的信仰，除了选择了最直接的方法外，还要求有异常的意志力，而意志力正是武士所必需的东西。禅主张顿悟，主张通过自我修炼从生死中解脱出来，达到“死生一如”的境界。而超越生死的桎梏也是每个武士要面对的。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也曾经在永平寺讲“生亦一时，死亦一时，如春而为夏，夏而为秋，秋而为冬”的自然循环，告诫武士们舍生忘死。为了解决生死苦恼的问题，武士们也经常向禅僧参问玄机。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武将楠木正成在凑川欲迎接足利尊氏的大军时，来到兵库的一个禅寺，他问禅师：生死交谢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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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师答道：两头如截断，一剑倚天寒。这里的一剑，既不是生之剑，也不是死之剑。在这里产生二元世界，是生死以及一切为它特有。铃木大拙说这是“存在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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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国时代，武田信玄与上杉谦信都是日本战国时代非常有名的战将。两人的领地一个在日本的北部，一个在日本的西部。在川中岛的一次对阵（1561年9月）中，上杉谦信想要一决雌雄，便顶着晨雾，单骑奔袭武田信玄的阵地。当他看见敌将信玄和几个部下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就大喊一声“汝想奈何，看刀说话”，便挥刀砍向信玄。信玄毫不慌张，泰然自若地应了一句“红炉一点雪”，便用手中铁扇架住了谦信的刀。信玄想用“红炉一点雪”来说什么呢？原来，信玄曾在甲州盐山惠林寺，跟随快川禅师修行。而谦信也对毗沙门信仰深笃，曾跟从越后高田林泉寺的益翁宗谦禅师参禅。“汝想奈何，看刀说话”是说若被我一刀两断，你将如何？他问的是“你将如何来挡住死”？对此，信玄回答“红炉一点雪”。这是说烧得通红的炭火上，不知从何处飘落一片雪花。雪花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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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面飞来的刀锋之下，无生也无死，即丝毫没有对生的执念，也没有丝毫对死的恐惧。生也好、死也罢，只是无心地举起铁扇招架而已。谦信与信玄，这两位武将都对禅宗造诣很深，他们以死相赌的问答，既是武士对死的问答，也是禅对死的问答。可见武士与禅之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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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条氏灭亡的时候，还有一个禅武士叫长崎次郎高重。有一天他访问一个禅匠，这禅匠是他的禅父，也是北条高时的师父。他问道：“如此大事之时，勇士应如何？”禅师马上答道：“莫如挥刀勇往直前。”这位武士马上悟到了这话的含义。他十分勇敢地参加了战斗，终于竭尽全力倒在了君主的面前。君主还叫来“介错人”，砍了他的头，这就像武士的死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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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是武士的灵魂。用刀结束生命，满足了灵魂的要求同时，也使得自己的灵魂升上了天。从这点来看，铃木大拙这句话还是概括准确的：“日本人也许并不具有特别的哲学，但确实具有死的哲学。”他说，“洁净的死”是在日本人的心中最可亲的思想。这里的“洁”就是“无悔”、“义无反顾”、“极其沉着”、“像个勇士”等的意思。而用什么来表示这个“洁”呢？用最痛苦难忍的切腹就是最完美的纯粹形式。无论是为了怎样的主张，只要自己认为正确，就有牺牲生命的觉悟，这就是武士与禅结合得最成功地地方。所以，铃木大拙十分欣赏这句话，即一个写了关于日本佛教著作的外国记者说了切中要害的话，“禅是日本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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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6〕这位有“最后的武士”之称（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主角胜元盛次武士的原型就是西乡隆盛）的明治维新的功臣，在最后惨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穿腹过股，但他还是慢慢地跪坐起来，俨然正襟，取出短刀，刺向腹部，然后让属下帮他“介错”而死，完成了武士的庄严，更完成了“洁净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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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僧人天岸慧广的《佛光国师语录》中，有一个和尚在脖子上架着大刀的时候还留言：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这是说，不管你有多么快捷的刀法，砍下的不过是一缕春风。风是什么？不就是空？是空，你还恐惧什么，害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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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的切腹者，一般都具有了这样的领悟和风度。这正如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所言：日本人的切腹，到最后一刹那为止，都不愿意抛弃努力的义务，不使身体有倾斜，不使十字纹有偏倚，不把使用后的武器随意散乱着。由思想所生的信仰，由信仰所生的力量，继续到他最后的一刹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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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日本文化史 [:170660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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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切腹与耻感、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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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与切腹这个行为本身所涉及的耻感文化、义理文化、世间文化等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有关。耻感文化的极致、义理文化的极致、世间文化的极致，是不是就是切腹文化堂堂登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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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耻感文化，这是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这里，老话题新论的是，因为是罪感文化，所以调律西方人生死的是罪。因为是耻感文化，调律日本人生死的是耻。西方人以神为指向，一切看神行事。日本人以他人为指向，一切看他人行事。西方人向唯一的神起誓，因而具有绝对的价值。日本人向本身就是捉摸不定的世间起誓，因而具有相对的价值。绝对的价值导致绝对的信仰，相对的价值导致相对的信仰。而一旦信仰趋于相对，义理和耻辱也就处于以他人为视界的相对性中。所以在义理的卵翼下，潜藏着各种诡辩，借口和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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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人一旦受到了耻辱，受到了来自义理方面的挑战，唯一能做出反应的就是报复。这个报复对象当然主要来自于挑战义理，耻辱对方。但同时这个报复对象也可以转向自己。也就是说，当这个报复对象不易被报复，或者当这个报复对象逃过了数次的报复机会，那么，日本人就会将这个机会留给自己。用自己的手将自己结束，用自己的手洗刷污名，就成了日本人解决问题的最后法宝。而且，将自己结束得越痛苦、越礼仪，报复的力量也就越大，同时也就将对方杀死在观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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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腹还带有一种“无念”和“遗恨”。切腹者的家族或后代会记住这个“无念”和“遗恨”，并有实施报复的责任和义务。而对切腹者的对立面来说，“无念”和“遗恨”将化为怨灵而作祟。也就是说，切腹者的对立面将一辈子活在恐惧中。这样来看，没有比切腹更好的形式能表现这种报复了。因为是在报复对方，所以，切腹者极端的冷静与态度上的沉重就不是一种做作了，不是在演戏了。所以，切腹在日本成了一种可以用来抵罪、洗耻、悔过、赎友的手段，成了武士道中法律上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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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在日语中叫“仇討ち”（あだうち）。这“仇讨”与日本人的“初梦”（过新年做的第一个梦）有关，倒是令人惊讶的。在日本过新年做梦，被认为最好、最吉利的梦是什么？第一是富士山，第二是鹰，第三是茄子。而这三大初梦的解释与日本历史上三大复仇事件有关。这三大复仇就是曾我兄弟复仇事件、元禄赤穗复仇事件、伊贺越复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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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富士山，讲镰仓时期曾我兄弟终于实现了等待已久的复仇愿望，在源赖朝富士狩猎的时候，替父报仇杀了工藤祐经。歌舞妓就将它作为题材，每年在日本要上演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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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鹰，讲47赤穗浪士为主君浅野匠头复仇，杀了吉良上野介，鹰则是忠臣藏浅野匠头的家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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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茄子，讲江户时代伊贺国的上野越，渡边数马为了替弟弟报仇，借助荒木又右卫门的力量，杀了仇人河合又五郎，而茄子则是渡边数马的家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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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初梦就不忘复仇，而复仇的结果一般就是切腹。这样，初梦——复仇——切腹就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而一旦有了文化上的关联，行为方式也就定格成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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